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本文转自《华夏文摘》
达替斯是我的学生可又不是我的学生。我几年前刚来这儿教书的时候就见他在系里面晃悠，说是在念硕士学位。可这几年下来他却从来没有修过我的课。因此我也就不知道他在课堂上的表现如何。但除了课堂之外，我和达替斯的交往却是很多很多的。
达替斯课余在系里面打工，帮助各个实验室干些个杂活儿，像什么刷刷试管啦、配个溶液啦、整理整理东西啦什么的。他干活认真，交给的任务都完成得很好。见惯了美国学生的工作态度，我对达替斯干工作的可靠性颇有好感。更使我好感倍增的是达替斯不仅干交给他的活计，而且主动干他认为可以对别人有帮助的活儿。如果他去系办公室，他往往顺便把楼下几个教授的信件带过来，免了我们一趟上下楼。如果有大箱的药品试剂等送到了实验室，他便会忙前忙后地帮助搬箱子拆箱子，勤快之至。天长日久了，我觉得达替斯并不是在耍小聪明向教授们献殷勤，而实在是由于他的善良的本性在驱使他这样做。
接触久了以后我便对他的身世有了些了解。达替斯是伊朗人，七十年代初出生。父亲是个医生，母亲好像是个护士。家里除了他之外还有一个妹妹。七十年代的伊朗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正是霍梅尼当政的年代。宗教的禁锢和反美的情绪都是处在顶峰时期。像我们大多数中国人一样，达替斯的父亲希望自己的儿子能继承父业，但不希望他在当时的伊朗受教育。也许在伊朗做医生能挣得多一些，达替斯的父亲在达替斯十三岁的时候把他送到了希腊去上学。从希腊到德国，从德国到美国，达替斯从此开始了他流浪的求学生涯。父亲一直在生活上资助他，他也就一直在国家和学校之间转来转去。屈指算来，达替斯已经在美国呆了十一个年头了。他的英文讲得和美国人一模一样，再加上他西亚人的面孔和皮肤，我一开始还真没认出来他不是美国人。
由于父亲的期望和资助，达替斯原本是要念医科。但是无奈功课不争气，ＧＰＡ平均起来根本不可能和医科沾边儿。于是改念生物学，说是至少离医科不太远。生物本科念完了再念硕士，所以我才有缘和达替斯相识相会。
在美十一年来达替斯转了三、四所学校。一直在做学生，一直靠父亲的经济资助，一直没拥有过汽车而是靠自行车往来于各处，当然也就一直是Ｆ１的学生身份。达替斯的头脑恐怕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头脑了，尤其是在生物学方面。因此他的功课是非常一般的，这就难怪他根本打消了学医的念头了，生物学硕士念了三年还毕不了业。好在他在系里人缘儿好，最后是他的导师努努力让他过的关。
其实达替斯对医学生物学什么的根本不感兴趣。他最感兴趣的是电影。记得他的那间学生办公室里贴满了电影广告，有好几次他把电影广告送给我让我也在办公室和家里挂起来。我碍于面子收下了，但终究没有挂。达替斯是学校电影俱乐部的成员，每周负责给学生们放免费电影。这种活动不是随便拣一个电影放放完事，而是要挑一些真正有电影艺术的作品来放。因此说达替斯不仅仅是喜欢看电影，而且是真的懂电影。聊起电影来达替斯会如数家珍，对于影片和演员都能讲得头头是道儿。达替斯曾经对我说过有志从事电影制作，但无奈家里面通不过，非得学跟医沾边儿的不行。拿着家里的钱又碍着父母的一片期望，达替斯终于没能去修电影，而是硬着头皮把这生物学硕士修完了。
生物硕士达替斯·阿里这时已经是快三十岁的人了。岁月的痕迹已经出现在他那稀疏的头顶上。仍然是学生身份，仍然是一名不文，仍然是孤身一人。十几年的海外漂泊使他已经不太会讲自己的母语了，他的第一语言差不多应该算英语了。这时一个意外的坏消息传来，他父亲已经因年纪大而退休，收入已经大不如从前了，因此家中的资助要马上停止。达替斯要全靠自己养活自己了。
首要的事情是找工作，达替斯投入了紧张的找工过程。一个生物学硕士在今天的美国能找到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呢？进生物制品公司或制药公司当然是最好的出路，因为工资会高一些。其次便只能去大学或研究所里做技术员了。达替斯双管齐下，昼夜熬在英特网上和计算机前，发了几十封求职信，全部如石沉大海。从一九九九年的秋天到二零零零年的春天，达替斯没有找到一份工作，这期间他只能靠在校园里打零工来维持生活。沮丧和消沉笼罩着这个年轻人。
四月份的时候，达替斯高兴地告诉我有一份工作面试，在离此地不远的一家大学医学院里作技术员。但他没有汽车，只能坐灰狗车去面试。我因有事也要去这家医学院，便让他搭我的车一同去，还陪他去见那位面试的教授，顺便给他美言了几句。面试之后便是焦虑的等待，一连四个星期过去了都没有回音。我因事情再去那家医学院顺便替他催问了一下，回答是还在考虑。结果是那位教授一直也没给答复便雇了别人。人世间拿小人物的期待不当回事者以这位教授为最甚。
一转眼到了暑假，我便很少去学校了，当然也就不知道达替斯的消息。六月底的时候家中电话上有一个达替斯的留言，说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一个研究室里找到了一个技术员的工作，不日即将赴巴尔的摩上班。我很为他高兴，发了一个伊妹儿去道贺。心想达替斯终于有了一个暂时的归宿。
又一转眼便是秋季学期了，我还是照教我的课。有一天楼里面的火警警报不知怎么响了起来，大家全都前呼后拥地来到了外面。人群中忽然有人拍打我的肩头，一回头是达替斯。这可叫我吃了一惊。只见他人瘦了一些，精神很是萎顿。问起缘由，才知道他在约翰·霍普金斯才工作了一个来月便被老板辞退了，原因是他不能胜任实验室里的工作。他在巴尔的摩举目无亲，无法混下去，便又与我们学校联系想再注册做学生以维持身份。他把东西存了存，又只身回到了这座城市。
我看着他疲惫的面容好长时间说不出话，我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我带他去了一家中餐馆，进餐中我想详细了解一下他为什么被解雇。达替斯则不爱多说这些事情，只是说他努力工作却总是得到实验室里人们的抱怨，抱怨他培养基做得不好总使细胞得到感染，抱怨他溶液配得不正确，等等。还没等他学会和适应实验室里的规矩，他就被解雇了。达替斯对生物学已经绝望了，他要从头开始去学他喜欢的东西了，那就是大众传媒和电影制作。他要再从大学开始念起，自己打工挣学费。他向我打听如何办工卡，如何办工作签证，如何办绿卡等等问题。达替斯在美国生活了十一年之后终于认识到了生存问题的严重性并且要采取行动了。
达替斯的父母知道了他的这段不幸经历，电话里说不行就回来吧。但达替斯说就这样回去怎么能有面子呢？况且自从他十三岁上离开家就没回去过，天知道回去能不能适应那里的生活和社会。因此他坚决不要回去。
达替斯是个小人物，一个善良的普通人。他今天的结局也许是因为他太普通了，也许是因为他的父母错误地把他送到了国外，也许是因为伊朗当年的政治形势，也许是因为他的外国人身份，也许……难道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善良的普通人的一席之地吗？不论是在他的故乡还是在异乡？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达替斯是我的学生可又不是我的学生。我几年前刚来这儿教书的时候就见他在系里面晃悠，说是在念硕士学位。可这几年下来他却从来没有修过我的课。因此我也就不知道他在课堂上的表现如何。但除了课堂之外，我和达替斯的交往却是很多很多的。
达替斯课余在系里面打工，帮助各个实验室干些个杂活儿，像什么刷刷试管啦、配个溶液啦、整理整理东西啦什么的。他干活认真，交给的任务都完成得很好。见惯了美国学生的工作态度，我对达替斯干工作的可靠性颇有好感。更使我好感倍增的是达替斯不仅干交给他的活计，而且主动干他认为可以对别人有帮助的活儿。如果他去系办公室，他往往顺便把楼下几个教授的信件带过来，免了我们一趟上下楼。如果有大箱的药品试剂等送到了实验室，他便会忙前忙后地帮助搬箱子拆箱子，勤快之至。天长日久了，我觉得达替斯并不是在耍小聪明向教授们献殷勤，而实在是由于他的善良的本性在驱使他这样做。
接触久了以后我便对他的身世有了些了解。达替斯是伊朗人，七十年代初出生。父亲是个医生，母亲好像是个护士。家里除了他之外还有一个妹妹。七十年代的伊朗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正是霍梅尼当政的年代。宗教的禁锢和反美的情绪都是处在顶峰时期。像我们大多数中国人一样，达替斯的父亲希望自己的儿子能继承父业，但不希望他在当时的伊朗受教育。也许在伊朗做医生能挣得多一些，达替斯的父亲在达替斯十三岁的时候把他送到了希腊去上学。从希腊到德国，从德国到美国，达替斯从此开始了他流浪的求学生涯。父亲一直在生活上资助他，他也就一直在国家和学校之间转来转去。屈指算来，达替斯已经在美国呆了十一个年头了。他的英文讲得和美国人一模一样，再加上他西亚人的面孔和皮肤，我一开始还真没认出来他不是美国人。
由于父亲的期望和资助，达替斯原本是要念医科。但是无奈功课不争气，ＧＰＡ平均起来根本不可能和医科沾边儿。于是改念生物学，说是至少离医科不太远。生物本科念完了再念硕士，所以我才有缘和达替斯相识相会。
在美十一年来达替斯转了三、四所学校。一直在做学生，一直靠父亲的经济资助，一直没拥有过汽车而是靠自行车往来于各处，当然也就一直是Ｆ１的学生身份。达替斯的头脑恐怕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头脑了，尤其是在生物学方面。因此他的功课是非常一般的，这就难怪他根本打消了学医的念头了，生物学硕士念了三年还毕不了业。好在他在系里人缘儿好，最后是他的导师努努力让他过的关。
其实达替斯对医学生物学什么的根本不感兴趣。他最感兴趣的是电影。记得他的那间学生办公室里贴满了电影广告，有好几次他把电影广告送给我让我也在办公室和家里挂起来。我碍于面子收下了，但终究没有挂。达替斯是学校电影俱乐部的成员，每周负责给学生们放免费电影。这种活动不是随便拣一个电影放放完事，而是要挑一些真正有电影艺术的作品来放。因此说达替斯不仅仅是喜欢看电影，而且是真的懂电影。聊起电影来达替斯会如数家珍，对于影片和演员都能讲得头头是道儿。达替斯曾经对我说过有志从事电影制作，但无奈家里面通不过，非得学跟医沾边儿的不行。拿着家里的钱又碍着父母的一片期望，达替斯终于没能去修电影，而是硬着头皮把这生物学硕士修完了。
生物硕士达替斯·阿里这时已经是快三十岁的人了。岁月的痕迹已经出现在他那稀疏的头顶上。仍然是学生身份，仍然是一名不文，仍然是孤身一人。十几年的海外漂泊使他已经不太会讲自己的母语了，他的第一语言差不多应该算英语了。这时一个意外的坏消息传来，他父亲已经因年纪大而退休，收入已经大不如从前了，因此家中的资助要马上停止。达替斯要全靠自己养活自己了。
首要的事情是找工作，达替斯投入了紧张的找工过程。一个生物学硕士在今天的美国能找到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呢？进生物制品公司或制药公司当然是最好的出路，因为工资会高一些。其次便只能去大学或研究所里做技术员了。达替斯双管齐下，昼夜熬在英特网上和计算机前，发了几十封求职信，全部如石沉大海。从一九九九年的秋天到二零零零年的春天，达替斯没有找到一份工作，这期间他只能靠在校园里打零工来维持生活。沮丧和消沉笼罩着这个年轻人。
四月份的时候，达替斯高兴地告诉我有一份工作面试，在离此地不远的一家大学医学院里作技术员。但他没有汽车，只能坐灰狗车去面试。我因有事也要去这家医学院，便让他搭我的车一同去，还陪他去见那位面试的教授，顺便给他美言了几句。面试之后便是焦虑的等待，一连四个星期过去了都没有回音。我因事情再去那家医学院顺便替他催问了一下，回答是还在考虑。结果是那位教授一直也没给答复便雇了别人。人世间拿小人物的期待不当回事者以这位教授为最甚。
一转眼到了暑假，我便很少去学校了，当然也就不知道达替斯的消息。六月底的时候家中电话上有一个达替斯的留言，说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一个研究室里找到了一个技术员的工作，不日即将赴巴尔的摩上班。我很为他高兴，发了一个伊妹儿去道贺。心想达替斯终于有了一个暂时的归宿。
又一转眼便是秋季学期了，我还是照教我的课。有一天楼里面的火警警报不知怎么响了起来，大家全都前呼后拥地来到了外面。人群中忽然有人拍打我的肩头，一回头是达替斯。这可叫我吃了一惊。只见他人瘦了一些，精神很是萎顿。问起缘由，才知道他在约翰·霍普金斯才工作了一个来月便被老板辞退了，原因是他不能胜任实验室里的工作。他在巴尔的摩举目无亲，无法混下去，便又与我们学校联系想再注册做学生以维持身份。他把东西存了存，又只身回到了这座城市。
我看着他疲惫的面容好长时间说不出话，我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我带他去了一家中餐馆，进餐中我想详细了解一下他为什么被解雇。达替斯则不爱多说这些事情，只是说他努力工作却总是得到实验室里人们的抱怨，抱怨他培养基做得不好总使细胞得到感染，抱怨他溶液配得不正确，等等。还没等他学会和适应实验室里的规矩，他就被解雇了。达替斯对生物学已经绝望了，他要从头开始去学他喜欢的东西了，那就是大众传媒和电影制作。他要再从大学开始念起，自己打工挣学费。他向我打听如何办工卡，如何办工作签证，如何办绿卡等等问题。达替斯在美国生活了十一年之后终于认识到了生存问题的严重性并且要采取行动了。
达替斯的父母知道了他的这段不幸经历，电话里说不行就回来吧。但达替斯说就这样回去怎么能有面子呢？况且自从他十三岁上离开家就没回去过，天知道回去能不能适应那里的生活和社会。因此他坚决不要回去。
达替斯是个小人物，一个善良的普通人。他今天的结局也许是因为他太普通了，也许是因为他的父母错误地把他送到了国外，也许是因为伊朗当年的政治形势，也许是因为他的外国人身份，也许……难道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善良的普通人的一席之地吗？不论是在他的故乡还是在异乡？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