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稿于May 29, 2003
我的父亲是农民的儿子。
小时候印象最深的是父亲的那双大手。那时候大家用的还是公共浴室，每当父亲要帮我搓背的时候，我都期盼这个过程赶快结束—因为每次后背都要火辣辣的疼，然后出现一条条的红色。
父亲给我翻看他年轻时大兴水利时修水库的照片。父亲年轻时是很帅的，他说那时班上数他力气最大，别的同学是两个人抬一个土篮子都吃力，而他一个人就能挑两篮土。所以班上的女生都愿意同他一起干活，吃饭时也要把吃不下的馒头塞给父亲，父亲说那时一顿可以吃下十个馒头。
七六年海城闹地震，我们也受到影响，家家在住宅楼边上盖临时的地震棚。那时我还小，帮不上什么忙，父亲一个人做土坯，盖房子。我还是后来在《大众电影》杂志上看到一篇评论，批评电影《牧马人》的一处败笔才知道脱土坯是怎样的一种重体力劳动。
我的老家在以盛产“烧鸡”闻名的沟帮子的下一个小站—赵家屯，而父亲是在以医巫闾山出名的北宁市上的高中，每到周末要走几十里路回家，然后是帮助家里拾粪、做农活。父亲能上大学是村里的一件盛事。父亲至今还跟我们说：“没有毛主席，我不可能上大学，即使能上也念不起。”父亲是六三年吉林大学数学系毕业的，毕业时已经是党员了。为了响应党的号召，留校教书了。我大学毕业那年，父亲曾带我到北京他的同学家里，那时我才知道父亲原来是可以毕业时到北京工作的，而他的同班同学那时的职位是国务院秘书局的副局长。
父亲经人介绍，认识了母亲。为了团圆，几年后经过调动，一起到渤海湾的海滨城市—葫芦岛的炼油厂工作了，干的还是本行，在职工大学里教数学。父亲后来升了副教授，可说起话来，还常常吐出一些土得掉渣的农村方言，有的时候我和两个弟弟都听不大明白，诸如“哭鸡尿骚”（大概是形容人一付哭丧着脸的尴尬像）之类。为此，母亲不知责备了多少次，可父亲还是改不了。有的时候还故意地说出来，有些嘎词听起来还真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形象。
七几年时我还小，不太懂事，只记得那时我们家的墙上挂着几个框框。父亲说那时学校让他教政治，他每天下了课就回家，学生们气得把他自行车的气门芯拔过几回。
父亲是学校里第一拨晋升副教授职称的，还通过了外语考试。父亲在大学时学的是俄语，但是要考英语。对于英语，父亲只懂得二十六个字母。好在只考英译汉，父亲把考试的段落倒背如流。没想到英语考试只考了八十多分，父亲很奇怪。去查卷子才知道译文倒是没错，只是写错地方了。
父亲教书久了，厂里中高层的领导都是父亲的学生。每次跟父亲出门，都有人打招呼，我也感到自豪。父亲那时已经名声在外，许多人都来找父亲补习功课，参加高考或成人高考。我在八几年能喝到的第一口茅台酒和抽的第一支PHILIPS MORRIS烟就是一个市里商业局长的儿子送给父亲的。
父亲后来根本不需要备课，但家多的就是他写得工工整整的备课簿。城市发展了，建了一所市属大学。有门数学课比较难学，学生大多成绩不及格，老师也从讲台上被哄下来。学校不知怎地打听到父亲，请他去讲。父亲也感觉压力很大，看得出来那时他也费了很多的心血。那一门是参加全国统考的，父亲说全班的成绩比他想象的要好的多，有几个得分还非常高。父亲说这下他在市里“打炮了”。那天，很少喝酒的他居然喝了几杯。
父亲有轻度的神经衰弱。吃过晚饭后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一看新闻联播保准睡着，到天气预报时，又能准时醒过来。母亲说他们的第一次约会是在电影院了看电影，没想到看到一半父亲居然睡着了，气得母亲差点没再搭理父亲，经过媒人的解释才又同父亲约会。
父亲也当过媒人。小时候有几次当我背着书包回家时，父亲告诉我到外面去玩，晚些回来，我就明白又有人在我们家第一次被介绍见面了。我也高兴，因为除了过年，那时只有这样的机会我会有糖吃。后来同父亲聊起这个话题，他很自豪的说经他介绍后的成功率是百分之百。
父亲没有太多的爱好，除了教书，就是做菜。七几年父亲到大连出差时曾带回来一本菜谱，这本书后来被我带到了加拿大。父亲喜欢做菜，水平也高，让我们在那些物质极度贫乏的年代增添了许多的乐趣。那时结婚时都兴自己家里做饭请客，于是父亲经常被请去，在搭起来的帐篷、支起来的大锅里准备婚宴。
父亲的记忆力惊人。我上中学时记不得的爪哇国的地名和地理，他却能给我讲得清清楚楚。父亲能很准确的告诉连我也想不起来的一些细节，诸如我的第几个女朋友何时认识，又如何分手的事－后来我有些事情就不告诉他了。
小时候父亲用加重自行车送我们三个到厂里的托儿所，小弟弟坐在前梁上，我和大弟弟挤在后座上。到了厂门口，我们不用下车，父亲单腿点地跟门卫打声招呼就过了－父亲是唯一享受不用完全下车推车过厂门的人。上初中时，父亲托关系让我从厂里的附属中学进了市里的重点初中，我在全年级排名前几名升入了省重点高中。那一天中考完，跟着同学去看录像，没跟家里说，结果回家很晚，父亲急得跟什么似的。父亲是数学的老师，我在高中时对立体几何却不感冒。又喜欢上了打篮球，每天把旺盛的精力发泄到球场上，父亲在我上了大学之后称我在高中的那段时间为“球痞”。加上青春期的逆反心理，想来父亲那时很是为我操心。
我也上大学了，是所有亲戚里同辈的第一个。父亲到北京去送，从没出过远门的我跟父亲在北京玩了一个白天。晚上坐在西去的列车，看着父亲的身影在月台上越来越远，想起朱自清的那篇《背影》，内心有些酸楚。过了一会，带着兴奋，就同临座的同校女同学聊开了。
大学快毕业时，父亲找到他的同学录，发现有个同学在学校里任计算机系主任。可惜父亲知道这个消息晚了些，否则我也可能成了后来一度很火的IT人。为了毕业分配，父亲又带我上北京，下天津，奔辽河油田。经过一番操作，我到北京工作了。每次父亲打电话来，总要重复的就是“好好工作。”
母亲是医生，职业的原因，很想有个女孩能帮她干家务活，结果没想到我家就有了三个男孩，更没想到的是我们的身价越来越高。七几年时，就有人对父亲说：“你得准备三千块”。后来这个价码越涨越高，从一万块，到三万块，到十万块，到三十万块，到现在的一百万块。母亲没到退休年龄就提前几年退休开了个诊所，父亲也提前一年退休帮助打理。我熬不到父亲为我准备三十万块的时间，所以我移民出国了。
父亲做的最高的行政职务是学校里的工会主席，他说那年没人愿意干，学校就让他当了，主要的工作就是给大家发劳保用品。父亲是厂里多年的先进工作者，我家就有很多毛巾、毛毯、餐具之类的奖品。出国之前，父亲让我看哪些可以用上，特意叮嘱的是一定要带上一套不锈钢餐具，说：“送你一套铁饭碗”。
转眼已经来到加拿大二年多了，每次和父亲通话，大抵是“注意身体”之类的话，稍微说得多的时候，就变成了“咱不谈这个。”今年有朋友带来弟弟拍的VCD，录像里父亲清楚地记得我们登陆的日子。而我却连父亲的年龄都记不住，还是弟弟说明年父亲就要六十六了。父亲现在有些发福，弟弟说是因为他不舍得把剩饭倒掉，多吃那么几口就成了这样。今年SARS肆虐，我还是在新浪网上看到葫芦岛市有辽宁省的第一个病例。打电话时，父亲却让我放心，他更关心的是加拿大的情况。
而今我也快做父亲了，而且是小加拿大他爹。想起苏芮的那首《奉献》：“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爹娘？…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小孩？”
谨以此文献给我的父亲。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我的父亲是农民的儿子。
小时候印象最深的是父亲的那双大手。那时候大家用的还是公共浴室，每当父亲要帮我搓背的时候，我都期盼这个过程赶快结束—因为每次后背都要火辣辣的疼，然后出现一条条的红色。
父亲给我翻看他年轻时大兴水利时修水库的照片。父亲年轻时是很帅的，他说那时班上数他力气最大，别的同学是两个人抬一个土篮子都吃力，而他一个人就能挑两篮土。所以班上的女生都愿意同他一起干活，吃饭时也要把吃不下的馒头塞给父亲，父亲说那时一顿可以吃下十个馒头。
七六年海城闹地震，我们也受到影响，家家在住宅楼边上盖临时的地震棚。那时我还小，帮不上什么忙，父亲一个人做土坯，盖房子。我还是后来在《大众电影》杂志上看到一篇评论，批评电影《牧马人》的一处败笔才知道脱土坯是怎样的一种重体力劳动。
我的老家在以盛产“烧鸡”闻名的沟帮子的下一个小站—赵家屯，而父亲是在以医巫闾山出名的北宁市上的高中，每到周末要走几十里路回家，然后是帮助家里拾粪、做农活。父亲能上大学是村里的一件盛事。父亲至今还跟我们说：“没有毛主席，我不可能上大学，即使能上也念不起。”父亲是六三年吉林大学数学系毕业的，毕业时已经是党员了。为了响应党的号召，留校教书了。我大学毕业那年，父亲曾带我到北京他的同学家里，那时我才知道父亲原来是可以毕业时到北京工作的，而他的同班同学那时的职位是国务院秘书局的副局长。
父亲经人介绍，认识了母亲。为了团圆，几年后经过调动，一起到渤海湾的海滨城市—葫芦岛的炼油厂工作了，干的还是本行，在职工大学里教数学。父亲后来升了副教授，可说起话来，还常常吐出一些土得掉渣的农村方言，有的时候我和两个弟弟都听不大明白，诸如“哭鸡尿骚”（大概是形容人一付哭丧着脸的尴尬像）之类。为此，母亲不知责备了多少次，可父亲还是改不了。有的时候还故意地说出来，有些嘎词听起来还真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形象。
七几年时我还小，不太懂事，只记得那时我们家的墙上挂着几个框框。父亲说那时学校让他教政治，他每天下了课就回家，学生们气得把他自行车的气门芯拔过几回。
父亲是学校里第一拨晋升副教授职称的，还通过了外语考试。父亲在大学时学的是俄语，但是要考英语。对于英语，父亲只懂得二十六个字母。好在只考英译汉，父亲把考试的段落倒背如流。没想到英语考试只考了八十多分，父亲很奇怪。去查卷子才知道译文倒是没错，只是写错地方了。
父亲教书久了，厂里中高层的领导都是父亲的学生。每次跟父亲出门，都有人打招呼，我也感到自豪。父亲那时已经名声在外，许多人都来找父亲补习功课，参加高考或成人高考。我在八几年能喝到的第一口茅台酒和抽的第一支PHILIPS MORRIS烟就是一个市里商业局长的儿子送给父亲的。
父亲后来根本不需要备课，但家多的就是他写得工工整整的备课簿。城市发展了，建了一所市属大学。有门数学课比较难学，学生大多成绩不及格，老师也从讲台上被哄下来。学校不知怎地打听到父亲，请他去讲。父亲也感觉压力很大，看得出来那时他也费了很多的心血。那一门是参加全国统考的，父亲说全班的成绩比他想象的要好的多，有几个得分还非常高。父亲说这下他在市里“打炮了”。那天，很少喝酒的他居然喝了几杯。
父亲有轻度的神经衰弱。吃过晚饭后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一看新闻联播保准睡着，到天气预报时，又能准时醒过来。母亲说他们的第一次约会是在电影院了看电影，没想到看到一半父亲居然睡着了，气得母亲差点没再搭理父亲，经过媒人的解释才又同父亲约会。
父亲也当过媒人。小时候有几次当我背着书包回家时，父亲告诉我到外面去玩，晚些回来，我就明白又有人在我们家第一次被介绍见面了。我也高兴，因为除了过年，那时只有这样的机会我会有糖吃。后来同父亲聊起这个话题，他很自豪的说经他介绍后的成功率是百分之百。
父亲没有太多的爱好，除了教书，就是做菜。七几年父亲到大连出差时曾带回来一本菜谱，这本书后来被我带到了加拿大。父亲喜欢做菜，水平也高，让我们在那些物质极度贫乏的年代增添了许多的乐趣。那时结婚时都兴自己家里做饭请客，于是父亲经常被请去，在搭起来的帐篷、支起来的大锅里准备婚宴。
父亲的记忆力惊人。我上中学时记不得的爪哇国的地名和地理，他却能给我讲得清清楚楚。父亲能很准确的告诉连我也想不起来的一些细节，诸如我的第几个女朋友何时认识，又如何分手的事－后来我有些事情就不告诉他了。
小时候父亲用加重自行车送我们三个到厂里的托儿所，小弟弟坐在前梁上，我和大弟弟挤在后座上。到了厂门口，我们不用下车，父亲单腿点地跟门卫打声招呼就过了－父亲是唯一享受不用完全下车推车过厂门的人。上初中时，父亲托关系让我从厂里的附属中学进了市里的重点初中，我在全年级排名前几名升入了省重点高中。那一天中考完，跟着同学去看录像，没跟家里说，结果回家很晚，父亲急得跟什么似的。父亲是数学的老师，我在高中时对立体几何却不感冒。又喜欢上了打篮球，每天把旺盛的精力发泄到球场上，父亲在我上了大学之后称我在高中的那段时间为“球痞”。加上青春期的逆反心理，想来父亲那时很是为我操心。
我也上大学了，是所有亲戚里同辈的第一个。父亲到北京去送，从没出过远门的我跟父亲在北京玩了一个白天。晚上坐在西去的列车，看着父亲的身影在月台上越来越远，想起朱自清的那篇《背影》，内心有些酸楚。过了一会，带着兴奋，就同临座的同校女同学聊开了。
大学快毕业时，父亲找到他的同学录，发现有个同学在学校里任计算机系主任。可惜父亲知道这个消息晚了些，否则我也可能成了后来一度很火的IT人。为了毕业分配，父亲又带我上北京，下天津，奔辽河油田。经过一番操作，我到北京工作了。每次父亲打电话来，总要重复的就是“好好工作。”
母亲是医生，职业的原因，很想有个女孩能帮她干家务活，结果没想到我家就有了三个男孩，更没想到的是我们的身价越来越高。七几年时，就有人对父亲说：“你得准备三千块”。后来这个价码越涨越高，从一万块，到三万块，到十万块，到三十万块，到现在的一百万块。母亲没到退休年龄就提前几年退休开了个诊所，父亲也提前一年退休帮助打理。我熬不到父亲为我准备三十万块的时间，所以我移民出国了。
父亲做的最高的行政职务是学校里的工会主席，他说那年没人愿意干，学校就让他当了，主要的工作就是给大家发劳保用品。父亲是厂里多年的先进工作者，我家就有很多毛巾、毛毯、餐具之类的奖品。出国之前，父亲让我看哪些可以用上，特意叮嘱的是一定要带上一套不锈钢餐具，说：“送你一套铁饭碗”。
转眼已经来到加拿大二年多了，每次和父亲通话，大抵是“注意身体”之类的话，稍微说得多的时候，就变成了“咱不谈这个。”今年有朋友带来弟弟拍的VCD，录像里父亲清楚地记得我们登陆的日子。而我却连父亲的年龄都记不住，还是弟弟说明年父亲就要六十六了。父亲现在有些发福，弟弟说是因为他不舍得把剩饭倒掉，多吃那么几口就成了这样。今年SARS肆虐，我还是在新浪网上看到葫芦岛市有辽宁省的第一个病例。打电话时，父亲却让我放心，他更关心的是加拿大的情况。
而今我也快做父亲了，而且是小加拿大他爹。想起苏芮的那首《奉献》：“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爹娘？…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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