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父亲节要到了，撰文一篇，给我远在中国陕西的父亲。
父亲是1938年生人，说来惭愧，至今我都不知道父亲的生日。父亲的父亲是黄埔军校第十几期的学员，后跟冯玉祥进驻北京，解放前执意解甲归田，回到陕西的农村，后被定为历史反革命，这段历史父母故意没有对我讲的很清楚，只知道当时作为一个地主的典型，父亲的那一个大家子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分了，想起我小的时候，总是说“打倒地主”，父母小心翼翼的保守着我对革命的纯洁看法，一直没有告诉我老家曾经是一个这样的典型。如今想想，也不是什么欺压人的地主，当时无非田地多，有经商的，雇有佃户。
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父亲，等到考大学的时候，听父亲讲，由于成分影响根本没有资格报考内地的院校，虽然成绩一直很好。于是，父亲报考了新疆医学院，毕业后留在新疆喀什工作近10年，我相信那10年给父亲留下的印象很深，至今提起来，说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纵马驰骋，说维族人如何的豪爽，说马奶酒的独特滋味，说曾经有一次从马背摔落如何捡拾一条命，很多故事重复很多次，每次提起，每每清清喉咙，父亲的声音都洋溢着掩饰不了的怀念。
由于家庭成分的问题，父亲到1972年才调回陕西，当时由于母亲家也是黑成分，所以，几经波折的调动，被某些当权人物故意阻隔多年。父母分居10余年，听母亲讲，父亲当时没有钱回家，每次回家要辗转2周，两年才回家一趟，两个哥哥都是大概会说话了才第一次见父亲，曾经出现过在门口问“你找谁”的心酸的笑话。母亲一个人带两个孩子，双方家庭都属于那种要早请示晚汇报的黑典型，还要工作，那种艰辛，我根本无法想象。父亲回到内地，先是调到一个乡镇的医院，看过父亲当时的照片，穿着一个黑棉袄，很憔悴很老的样子，40几岁的人，在那种革命气息浓厚的年代，过早的就衰老了。那个乡镇离母亲工作的地方还是要几十里路，后来父亲调到附近一个卫生学校做了老师，80年代中期调任中心医院做医务科主任，后被推举为主管业务的副院长直到去年退休。父亲一辈子工作兢兢业业的，各个工作单位中都很受人的尊敬，不喜欢玩权术，不喜欢被人说三道四，不爱求人办事，一直告诉我人不要太贪婪，要有正气，要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上认真努力，那种闭塞的内地县城，父亲每每发表文章参加外地的研讨会，读书成了一辈子的习惯，就是我后来去深圳工作，父亲还写过信给我说要我订几个外语学习杂志，说不要放松学习。
父亲家贫，父亲的父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后得了眼癌，由于成分问题，拿着钱去医院也不给做手术，最后60几岁癌发疼死，父亲的母亲也是身体多病，药罐子一辈子60几岁也去世了，这样，父亲在30多岁的时候就父母双亡。那时候，去新疆上大学，行李都是东拼西凑数来的，至今父亲还说，当时每个月助学金十几块钱，5分钱洗个澡，一瓶墨水1毛五，每月还有一点点节余。
父亲心善，后来我们住在医院家属院的那个家，成了老家各个亲戚的看病据点，父亲总是不厌烦的找人，贴钱买药，再送他们回家。母亲忍耐不了太多的打扰每每微辞，父亲总是觉得能够帮就尽量帮他们，虽然在自己经济紧张的时候那些亲戚并没有伸出手来。
说说在我脑海里留的几个对父亲最深的画面，我是父亲调回内地以后的小孩，也是父亲唯一看着长大的孩子，所以从小受父母宠爱。在我人生几个升学考试的关键时刻父亲总是出现在我身边。小学升中学，考场外父亲端来一个大搪瓷缸的扁豆稀饭消暑用；升高中，父亲在考试间隙带给我一饭盒用白砂糖腌好的西红柿，告诉我要放松考试；考大学，父亲用自行车驮着我去考场，等考出来，远远就望见铁门外父亲焦急的目光。94年我考研究生，父亲请假去西安，寒冬腊月的，学校已经放假，父亲说秉承母亲的旨意，一定要等我一起回家，我记得很清楚，父亲住在学校的招待所里，第二门专业课我提前交卷，走出大楼就看到空空荡荡的楼前徘徊的父亲，一个孤零零的身影，凛冽的寒风里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来了。回去的路上，父亲说“你怎么把头发都学得黄成这样了”至今记得。
以前在深圳工作，不经常回家，每每回到内地的那个家，医院里的阿姨讲，“你回来了，看看你父亲整天高兴的嘴都合不拢”。我刚开始没有什么感觉，后来注意看看，的确是，父亲在两个哥哥面前是严肃的，但面对我的时候总是笑容满面，我偶尔放肆的胡说八道，父亲也是笑着说“没大没小的”不作斥责。在深圳工作的时候，父母去过几趟，有一个象桌面大小的案板，是父亲有一年千里迢迢从陕西去昆明开会，先带到昆明然后带到深圳。这样的一个板用布包着，父亲就背在身上，西装之上，让别人纳闷那是个什么东西，母亲说在上车的时候由于不慎被那个板绊了一下，还差点摔倒。我从小体弱多病，每个月都少不了生病打针之类的麻烦，直到工作，那年眼睛玻璃体出现问题，父亲还从内地寄药过来给我，其实深圳可以买到的药，他花了航空的费用比药本身还要贵，还从一些医学杂志上剪下来一些相关的文章寄给我。
去年我来加拿大前，父母说，一定要给我2万块钱，我执意不要，探亲返回深圳父亲电话我说如果我不要这个钱，他们心里总觉得很过意不去的感觉，后来扭不过，说那就给1万吧意思一下，给了我的帐号当天父亲就把钱汇了给我。我总是说，爸妈，你们有一点钱，年龄大了，万一生病什么的，还是要留着自己用，我本不缺钱。但还是没有扭过父母。这沉甸甸的1万块钱啊在心里。前段时间听母亲说父亲在学英语，说还要去一个餐馆学学做菜，说以后我一个人如果要生孩子什么的，在加拿大没有人照顾，母亲身体不好来不了加拿大，父亲要来照顾我，说他是个医生，万一我生病可以给我诊治，同时给我做饭。
我一个人漂泊在外，不怎么觉得辛苦，但总觉得父母年岁见高，不知道还有多少机会可以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如果每3年回家一次，父母的余生不知道能够分割成多少个这样的短暂的相聚。我最大的心愿还是过几年后回国，重新装修好我的房子，接父母和我住上几年，每周末陪他们去对面的莲花山走走，自己动手做些好吃的给他们尝尝。16岁离开那个家，如今我是想回家了。
2003-6-9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父亲是1938年生人，说来惭愧，至今我都不知道父亲的生日。父亲的父亲是黄埔军校第十几期的学员，后跟冯玉祥进驻北京，解放前执意解甲归田，回到陕西的农村，后被定为历史反革命，这段历史父母故意没有对我讲的很清楚，只知道当时作为一个地主的典型，父亲的那一个大家子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分了，想起我小的时候，总是说“打倒地主”，父母小心翼翼的保守着我对革命的纯洁看法，一直没有告诉我老家曾经是一个这样的典型。如今想想，也不是什么欺压人的地主，当时无非田地多，有经商的，雇有佃户。
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父亲，等到考大学的时候，听父亲讲，由于成分影响根本没有资格报考内地的院校，虽然成绩一直很好。于是，父亲报考了新疆医学院，毕业后留在新疆喀什工作近10年，我相信那10年给父亲留下的印象很深，至今提起来，说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纵马驰骋，说维族人如何的豪爽，说马奶酒的独特滋味，说曾经有一次从马背摔落如何捡拾一条命，很多故事重复很多次，每次提起，每每清清喉咙，父亲的声音都洋溢着掩饰不了的怀念。
由于家庭成分的问题，父亲到1972年才调回陕西，当时由于母亲家也是黑成分，所以，几经波折的调动，被某些当权人物故意阻隔多年。父母分居10余年，听母亲讲，父亲当时没有钱回家，每次回家要辗转2周，两年才回家一趟，两个哥哥都是大概会说话了才第一次见父亲，曾经出现过在门口问“你找谁”的心酸的笑话。母亲一个人带两个孩子，双方家庭都属于那种要早请示晚汇报的黑典型，还要工作，那种艰辛，我根本无法想象。父亲回到内地，先是调到一个乡镇的医院，看过父亲当时的照片，穿着一个黑棉袄，很憔悴很老的样子，40几岁的人，在那种革命气息浓厚的年代，过早的就衰老了。那个乡镇离母亲工作的地方还是要几十里路，后来父亲调到附近一个卫生学校做了老师，80年代中期调任中心医院做医务科主任，后被推举为主管业务的副院长直到去年退休。父亲一辈子工作兢兢业业的，各个工作单位中都很受人的尊敬，不喜欢玩权术，不喜欢被人说三道四，不爱求人办事，一直告诉我人不要太贪婪，要有正气，要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上认真努力，那种闭塞的内地县城，父亲每每发表文章参加外地的研讨会，读书成了一辈子的习惯，就是我后来去深圳工作，父亲还写过信给我说要我订几个外语学习杂志，说不要放松学习。
父亲家贫，父亲的父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后得了眼癌，由于成分问题，拿着钱去医院也不给做手术，最后60几岁癌发疼死，父亲的母亲也是身体多病，药罐子一辈子60几岁也去世了，这样，父亲在30多岁的时候就父母双亡。那时候，去新疆上大学，行李都是东拼西凑数来的，至今父亲还说，当时每个月助学金十几块钱，5分钱洗个澡，一瓶墨水1毛五，每月还有一点点节余。
父亲心善，后来我们住在医院家属院的那个家，成了老家各个亲戚的看病据点，父亲总是不厌烦的找人，贴钱买药，再送他们回家。母亲忍耐不了太多的打扰每每微辞，父亲总是觉得能够帮就尽量帮他们，虽然在自己经济紧张的时候那些亲戚并没有伸出手来。
说说在我脑海里留的几个对父亲最深的画面，我是父亲调回内地以后的小孩，也是父亲唯一看着长大的孩子，所以从小受父母宠爱。在我人生几个升学考试的关键时刻父亲总是出现在我身边。小学升中学，考场外父亲端来一个大搪瓷缸的扁豆稀饭消暑用；升高中，父亲在考试间隙带给我一饭盒用白砂糖腌好的西红柿，告诉我要放松考试；考大学，父亲用自行车驮着我去考场，等考出来，远远就望见铁门外父亲焦急的目光。94年我考研究生，父亲请假去西安，寒冬腊月的，学校已经放假，父亲说秉承母亲的旨意，一定要等我一起回家，我记得很清楚，父亲住在学校的招待所里，第二门专业课我提前交卷，走出大楼就看到空空荡荡的楼前徘徊的父亲，一个孤零零的身影，凛冽的寒风里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来了。回去的路上，父亲说“你怎么把头发都学得黄成这样了”至今记得。
以前在深圳工作，不经常回家，每每回到内地的那个家，医院里的阿姨讲，“你回来了，看看你父亲整天高兴的嘴都合不拢”。我刚开始没有什么感觉，后来注意看看，的确是，父亲在两个哥哥面前是严肃的，但面对我的时候总是笑容满面，我偶尔放肆的胡说八道，父亲也是笑着说“没大没小的”不作斥责。在深圳工作的时候，父母去过几趟，有一个象桌面大小的案板，是父亲有一年千里迢迢从陕西去昆明开会，先带到昆明然后带到深圳。这样的一个板用布包着，父亲就背在身上，西装之上，让别人纳闷那是个什么东西，母亲说在上车的时候由于不慎被那个板绊了一下，还差点摔倒。我从小体弱多病，每个月都少不了生病打针之类的麻烦，直到工作，那年眼睛玻璃体出现问题，父亲还从内地寄药过来给我，其实深圳可以买到的药，他花了航空的费用比药本身还要贵，还从一些医学杂志上剪下来一些相关的文章寄给我。
去年我来加拿大前，父母说，一定要给我2万块钱，我执意不要，探亲返回深圳父亲电话我说如果我不要这个钱，他们心里总觉得很过意不去的感觉，后来扭不过，说那就给1万吧意思一下，给了我的帐号当天父亲就把钱汇了给我。我总是说，爸妈，你们有一点钱，年龄大了，万一生病什么的，还是要留着自己用，我本不缺钱。但还是没有扭过父母。这沉甸甸的1万块钱啊在心里。前段时间听母亲说父亲在学英语，说还要去一个餐馆学学做菜，说以后我一个人如果要生孩子什么的，在加拿大没有人照顾，母亲身体不好来不了加拿大，父亲要来照顾我，说他是个医生，万一我生病可以给我诊治，同时给我做饭。
我一个人漂泊在外，不怎么觉得辛苦，但总觉得父母年岁见高，不知道还有多少机会可以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如果每3年回家一次，父母的余生不知道能够分割成多少个这样的短暂的相聚。我最大的心愿还是过几年后回国，重新装修好我的房子，接父母和我住上几年，每周末陪他们去对面的莲花山走走，自己动手做些好吃的给他们尝尝。16岁离开那个家，如今我是想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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