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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承宗:走过失败与成功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 “节艺”的陈生说在北美搞一场纯音乐会相当不易,为此他们足足筹备了大半年的时间,好在目前售票情况良好。后来我在采访时告诉殷承宗,我很多朋友都期待着2月初这场音乐会,他听了很爽朗地大笑着告诉我:现在的环境不同我刚出来的时候,记得1983年出国后我在卡耐基大厅开第一场音乐会,来的观众很少,中国人就更少了。

  我没想到我会有这样一个机会能与殷先生这样面对面的交谈。

  除了音乐,大概你对我不是很了解吧?殷先生这样问我时,我真愣了一下。本来我想说小时候集过邮,记忆中曾经收藏过一套钢琴伴奏《红灯记》的邮票,对那个穿绿军装弹钢琴的殷承宗还是有印象的。但话到嘴边我却收住了。我说:还是谈谈你吧,为什么只在苏联学了三年的钢琴就回来呢?

  我是1960年到苏联留学的,原本规定是学五年的,当时因为中苏关系恶化,我们在1963年就被紧急召回。

  假设如果当时不是中苏交恶,你能完成五年的学业,且有机会与俄国的音乐家合作,你在音乐上是否可以走得远些,或者再好些呢?

  不能这样说吧?音乐的学习在于自己。就拿我来说,学钢琴完全是自己喜欢,没有人逼我学。当然,我生长在鼓浪屿,那是个很音乐的环境。有教堂,有传教士,有钢琴……我3岁那年,姑夫把他们家的钢琴放在我们家,让我有机会经常坐在钢琴旁听姐姐们弹奏,这是我学习钢琴的开始。后来我跟一位牧师的太太学了一个月,她教会我看谱就回国了。在没有老师教的情形下,我买了本琴谱自己练,1950年我才9岁,就举办了人生的第一次个人演奏会;三年后我只身离开厦门,到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去学习,我学习钢琴的路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

  我问殷承宗:你17岁便在维也纳"世青节"钢琴比赛中获奖,四年后在国际顶级水准的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中夺得亚军,这个成绩应该很辉煌吧?在你之前发生过傅聪出走事件,他是1959年从波兰出走英国的,这件事情在当时是件很大的事情,属于叛国。当年你面临要提前结束在苏联的学习回国,有没有想过走?或者是傅聪的出走,对你们出国学习钢琴或参加比赛有没有影响?

  我从来没有想过走,当然在苏联也走不到哪儿去。殷承宗很平静地说。我很小就开始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从小学开始到赴上海读音乐学院附中,我所接受的教育,都是以爱国为主题,头脑是很干净的那种,所以我不可能会产生出走这样的想法。事实是,傅聪的出走,国家对我们的教育更加强了。一方面是想尽快培养出更多的尖子到国际上去比赛;另方面,对我们的管理更加严格,特别是到国外学习或参赛的钢琴家,都受到很严密的监视,怕再出一个“叛国者”。

  还是回到1963年吧,回国后我先在中央音乐学院继续学习,因为我在国际上获过奖,所以有机会参加很多演出,那年的除夕,我被选中进中南海为中央领导人包括毛主席演出,我特别为主席弹了曲《秧歌舞》,他听了我的演奏后对我说:我们应该多搞些民族的东西。这句话对我以后的创作影响很大。

  我是1965年到中央乐团的,那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政治学习慢慢多起来,演出和练习的时间愈来愈少。其时我们都是24、5岁的年轻人,正该出成绩的时候,忽然在一夜之间,这种被称为“艺术”的东西都被贴上“封、资、修”的封条,确实有些心有不甘。

  记得1967年5月,当时我和3位同事一起,将一台钢琴搬到天安门广场,到了南池子车不能进了,我们4个人身穿着绿色军装,戴着红卫兵袖章,把钢琴从南池子抬到广场,那天还请了两个电工,为我们架电线装喇叭。之后的三天我们连续在那里演奏,大部份都是毛主席语录歌,当时之所以这么做,主要是不服气,觉得假如砸烂“封、资、修”,把钢琴给“砸”了,我们就没有生存的空间。我们想求得这个空间,只有两条路,一是只能弹革命歌曲,还有就是借让群众的力量和呼声,让钢琴不能砸。

  殷承宗讲到这里,言语中略显无奈。如果讲动机,那年头不排除有这样那样的动机,但想继续弹钢琴,不因此而放弃音乐,这是我本能的动机。

  在天安门弹了整整三天时间,气氛相当好,这就触发了我的创作,当时我想利用一些被肯定的曲目移到钢琴演奏上,就找到在样板戏《红灯记》里演李铁梅的刘长瑜,我说让我改编一下,你来唱,我作伴奏,这就是钢琴伴奏《红灯记》创作的过程,其实过去一直叫“钢琴伴奏”是不准确的,应该叫“钢琴伴唱”。

  钢琴伴唱《红灯记》开始只写了三段,后来录了音报到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去了,江青听了之后有个批示,大意是叫我继续搞下去,这样就又写了五段,到1968年6月30日深夜,我们受到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接见,说钢琴伴唱《红灯记》将作为建党四十七周年的特别献礼在全国广播。7月1日我们在人民大会堂的演出很成功,《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的位置作了报道,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还拍了电影,钢琴艺术在一夜之间被得到了肯定。

  钢琴伴唱《红灯记》的成功使殷承宗看到了这样一条路,即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下,钢琴艺术要得到发挥,只能放弃国外的东西,这也就是1963年毛泽东对殷先生所说的“多搞些民族的东西”。

  我看过一份资料,是当时在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任教的老师写回忆钢琴协奏曲《黄河》的创作过程:1968年10月的一天,殷承宗从中央乐团到中央音乐学院来看大字报,殷承宗有了钢琴伴唱《红灯记》之经验,便想在“钢琴革命”的步伐再迈出新的一步。这时中央音乐学院二楼西墙上,正有陈莲女士的大字报贴出,她在大字报中第一次披露江青对她说“《黄河大合唱》很气势,可以写成钢琴协奏曲”,殷承宗因此提出了创造的申请并获得了批准。

  本来我想在采访中与殷先生核实这个过程,但几次走近话题的边缘我又放弃了,我觉得既然往事已经过去就让它过去好了,细节的东西不能影响钢琴协奏曲《黄河》是一部精品。这部作品至今已被51个国家所演奏或转播,这个才使重要的。

  经历过风风雨雨之后,心态重归淡泊平和的殷承宗谈起钢琴协奏曲《黄河》这部作品时这样说:我在有了钢琴伴唱《红灯记》的创作经验后,对将《黄河大合唱》改成钢琴协奏曲很有信心。其实创作《红灯记》时我仍有负担,不敢太突出“钢琴”。但创作《黄河》就不同了,因为是群众喜爱的,在这个前提下,我就敢把“钢琴”作为一个主体去表达。

  创作《黄河》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大概是1969年夏天完成吧,这个作品反映的内容是中国的,但创作上,除了第三乐章加上民族乐器之外,其余基本是使用了西洋管弦乐队协奏的,是一个很纯粹的钢琴作品。

  钢琴协奏曲《黄河》出过很多不同的版本,我最推崇的是“马可波罗”版,我知道《黄河》录过九次,可不可以这么说,“马可波罗”版是最好的?

  在以往所出版的作品里,“马可波罗”版确实是录制得最好的,这是1992年录制的,因为录音技术的原因,加上是捷克乐队,所以效果很好。但这不是最好的,最好的应该是今年五月左右由中国唱片公司上海分公司出的那个,这是我第十次录音,是由汤沐海指挥的。“马可波罗”版让我最感遗憾的,是指挥。指挥不是中国人,很多东西他是很难理解透切的。

  凭着《红灯记》和《黄河》两个作品,殷承宗的名声大震,为此他于1973年入了党并被提升为中央乐团的副团长,之后还代表文艺界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但这一切都只是霎那的光辉。1976年10月,随着“四人帮”的倒台,殷承宗作为在中央乐团“四人帮的代表”接受了长达四年的审查,直到1980年才恢复了自由。

  谈起那四年的审查,殷承宗轻描淡写般。这些事情都过去很多年了,我当时真的没有觉得委屈,我很自信,我告诉他们,“文革”我所做的就是写了几千几万个音符。我相信,我的为人是怎么样的,时间长了,自然就能看出来。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一生都在钢琴上,名啊利啊对我都没有任何意义,我现在每天还坚持练5小时的琴,每年坚持40多50场的演出。

  我对音乐的追求从来没有改变过,就是在隔离审查的那些日子里,没有钢琴,我就用脑子练琴,以前弹过的东西一条一条背。我的手指条件不是很好,比较短,以前十度和弦是弹不到的,那时我天天在桌子上练撑手,每天在桌子上划道记录,到我解除审查的时候,已经可以弹十度和弦了。

  从提前结束“留苏”到文化大革命到今天,人生的路曲曲折折,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任何事情都是有得有失,也许我本来应该拥有很多,但是因为“文革”,我失去了许多,这只是一方面。另方面,我同样为自己庆幸,因为作为一个钢琴艺术家,我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我都没有失去钢琴,失去创作的空间。一个学习艺术的人,一生能写出一部流传的作品本来就不多,光用这点来量度,我没什么可遗憾的。

  记得我在1983年来到美国时,《纽约时报》的记者和我作了个采访,他问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告诉他:我是个艺术家。

  我是1980年被宣布解除审查的,八十年代那时的环境你应该不难想象。那时虽然我已经可以回家,可以弹琴,但仍有很多的限制,那种气氛对我的创作和演出很不适合。从年纪上来说我已届中年,假若我这样沉寂下去,我的艺术生命就真结束了,而这正是我最不甘心的。这样我就想到了出国,想找一个安静的、陌生的地方,专心于钢琴,远离政治。

  我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在三藩市,那时他提出申请我出来,但上头不批,这样只好让我太太先出来留学。到了1983年,我的申请据说被递上中央政治局,最后是邓小平点了头,这样我才能走出国门。

  其实从内心说,我是不想出国的,那时我的女儿才只有5岁多点,我带着她走出罗湖,内心很感慨,因为我知道,这一步意味着一切重新开始,意味着以后的日子,我要为吃为住为行担忧。

  到达香港时,我身上只有60美元,当时朋友为我办理了在香港逗留的延期签证,我在那里逗留了一个月,参加了一些小型的、内部演出,到我离开香港的时候,手上多了几个零用钱。

  到达三藩市之后,从纽约有位很有名的经纪人叫SHAW的慕名到三藩市找我,他希望和我签演出合同,当时我连犹豫都没有,就跟他来美国了。

  演出是在当年的9月28日,至今我仍然记得这个日子,我演了很多如肖邦、贝多芬和李斯特的作品,作品很好,份量也蛮重的,很受欢迎,但华人不多,当时不像现在,加上有些华人以为我是逃跑出来的,不敢接近我,这些我都很理解。好在我本来要求就不高,我把孩子放到姐姐那里后就埋头演出,那时我想,等有了钱,第一是买琴,第二才是买房子。

  我的道路与很多新移民相似,因为我以前是学俄语的,四十多岁重新学英语,太太当时也在上学,她也是学钢琴的,学费很高。还有,由于我和SHAW签了合约,他为我付出了很多的宣传费,这都是我的欠债,所以我要不断地靠演出演出来还债。

  刚到纽约那年,最不习惯的不是吃住行,而是没有钢琴。开始时只能租琴,到那些富裕人家里,和他们商量,把不用的琴租给我练习。后来我遇到一位犹太人,他是个作曲爱好者,他刚好有个朋友去世了,留下一台很好的钢琴,是名厂订做的,现在也要七、八万美元吧,他提议,让我帮他弹他作的曲子并且录音,作为报酬,他把这台钢琴送给我,当时我同意了,先写了借条,把琴搬走,然后开始录音,那是个很差的曲子,我硬着头皮直到录完,这样我有了第一台钢琴。

  从拥有这台琴开始,到现在,我家里已经有了三台琴,在纽约,我有五台琴。包括我第一次到卡耐基大厅演奏的那台琴,在一次拍卖中被我买回来了。我对琴的爱好,就像你们对车的爱好一样。殷承宗讲到这里,很温和地笑了。

  在美国这些年,除了演出,我也曾在克里夫兰音乐学院担任指导教授,带三个学生。演出、教学成了我生活的主体,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很适合我。当然,自1993年10曰中央电视台邀请我回去参加台庆演出后,每年我都会回去两次,那里有我的听众,我离不开他们。

  在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我问殷承宗,在你所有的作品中,你自己觉得哪一个作品是最好的?

  殷承宗没想到我问他这个问题,他沉吟了一下后说:钢琴伴唱《红灯记》将西方的音乐与中国的京剧结合起来,在当时来说是比较和谐的;钢琴协奏曲《黄河》是民族的作品,毕竟这么多年还没有看到有超越它的作品,但这两个都不是最好的。我最满意的作品是《十面埋伏》。

  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愈是古老的艺术,就愈能找到相似点。像我改编的《春江花月夜》,很多西方艺术家认为像德彪西的东西。西方人对中国很多古曲的理解力是很强的。在创作《十面埋伏》时,我请了十多个弹琵琶的艺术家来表演,一段一段,像章回小说,每个人的理解都不同,而钢琴所要表达的,是以古战场为背景,表现一种斗士精神,一种不败的精神。

  殷承宗说,如今他住在纽约的曼哈顿区,这是个很幽美的环境,很多时候,他会在黄昏里沿着哈德逊河边边思考边散步,他说他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

  1983年殷承宗踏上纽约这块土地时,他的女儿才5岁。殷先生说,女儿现在已经大学毕业,在硅谷有份很好的工作。殷承宗说他最感“马可波罗”版的是一家人如今可以很轻松很自在地生活,而更令他欣慰的,是他们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去工作,去生活。能如此,这辈子谁胜谁败已经不重要了。

  在我完成对殷承宗的采访后,一直挥不去的,是殷先生那口浓重的闽南口音,特别是那句“这辈子谁胜谁败已经不重要”的句子,如同乐章般在我脑际萦回,那刻我想到了他的《十面埋伏》,想到了斗士精神,想到那位沿着哈德逊河边思考边散步的老者,想到了不言败。

(《星星生活》特稿 作者 木然)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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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想到我会有这样一个机会能与殷先生这样面对面的交谈。

      除了音乐,大概你对我不是很了解吧?殷先生这样问我时,我真愣了一下。本来我想说小时候集过邮,记忆中曾经收藏过一套钢琴伴奏《红灯记》的邮票,对那个穿绿军装弹钢琴的殷承宗还是有印象的。但话到嘴边我却收住了。我说:还是谈谈你吧,为什么只在苏联学了三年的钢琴就回来呢?

      我是1960年到苏联留学的,原本规定是学五年的,当时因为中苏关系恶化,我们在1963年就被紧急召回。

      假设如果当时不是中苏交恶,你能完成五年的学业,且有机会与俄国的音乐家合作,你在音乐上是否可以走得远些,或者再好些呢?

      不能这样说吧?音乐的学习在于自己。就拿我来说,学钢琴完全是自己喜欢,没有人逼我学。当然,我生长在鼓浪屿,那是个很音乐的环境。有教堂,有传教士,有钢琴……我3岁那年,姑夫把他们家的钢琴放在我们家,让我有机会经常坐在钢琴旁听姐姐们弹奏,这是我学习钢琴的开始。后来我跟一位牧师的太太学了一个月,她教会我看谱就回国了。在没有老师教的情形下,我买了本琴谱自己练,1950年我才9岁,就举办了人生的第一次个人演奏会;三年后我只身离开厦门,到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去学习,我学习钢琴的路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

      我问殷承宗:你17岁便在维也纳"世青节"钢琴比赛中获奖,四年后在国际顶级水准的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中夺得亚军,这个成绩应该很辉煌吧?在你之前发生过傅聪出走事件,他是1959年从波兰出走英国的,这件事情在当时是件很大的事情,属于叛国。当年你面临要提前结束在苏联的学习回国,有没有想过走?或者是傅聪的出走,对你们出国学习钢琴或参加比赛有没有影响?

      我从来没有想过走,当然在苏联也走不到哪儿去。殷承宗很平静地说。我很小就开始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从小学开始到赴上海读音乐学院附中,我所接受的教育,都是以爱国为主题,头脑是很干净的那种,所以我不可能会产生出走这样的想法。事实是,傅聪的出走,国家对我们的教育更加强了。一方面是想尽快培养出更多的尖子到国际上去比赛;另方面,对我们的管理更加严格,特别是到国外学习或参赛的钢琴家,都受到很严密的监视,怕再出一个“叛国者”。

      还是回到1963年吧,回国后我先在中央音乐学院继续学习,因为我在国际上获过奖,所以有机会参加很多演出,那年的除夕,我被选中进中南海为中央领导人包括毛主席演出,我特别为主席弹了曲《秧歌舞》,他听了我的演奏后对我说:我们应该多搞些民族的东西。这句话对我以后的创作影响很大。

      我是1965年到中央乐团的,那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政治学习慢慢多起来,演出和练习的时间愈来愈少。其时我们都是24、5岁的年轻人,正该出成绩的时候,忽然在一夜之间,这种被称为“艺术”的东西都被贴上“封、资、修”的封条,确实有些心有不甘。

      记得1967年5月,当时我和3位同事一起,将一台钢琴搬到天安门广场,到了南池子车不能进了,我们4个人身穿着绿色军装,戴着红卫兵袖章,把钢琴从南池子抬到广场,那天还请了两个电工,为我们架电线装喇叭。之后的三天我们连续在那里演奏,大部份都是毛主席语录歌,当时之所以这么做,主要是不服气,觉得假如砸烂“封、资、修”,把钢琴给“砸”了,我们就没有生存的空间。我们想求得这个空间,只有两条路,一是只能弹革命歌曲,还有就是借让群众的力量和呼声,让钢琴不能砸。

      殷承宗讲到这里,言语中略显无奈。如果讲动机,那年头不排除有这样那样的动机,但想继续弹钢琴,不因此而放弃音乐,这是我本能的动机。

      在天安门弹了整整三天时间,气氛相当好,这就触发了我的创作,当时我想利用一些被肯定的曲目移到钢琴演奏上,就找到在样板戏《红灯记》里演李铁梅的刘长瑜,我说让我改编一下,你来唱,我作伴奏,这就是钢琴伴奏《红灯记》创作的过程,其实过去一直叫“钢琴伴奏”是不准确的,应该叫“钢琴伴唱”。

      钢琴伴唱《红灯记》开始只写了三段,后来录了音报到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去了,江青听了之后有个批示,大意是叫我继续搞下去,这样就又写了五段,到1968年6月30日深夜,我们受到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接见,说钢琴伴唱《红灯记》将作为建党四十七周年的特别献礼在全国广播。7月1日我们在人民大会堂的演出很成功,《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的位置作了报道,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还拍了电影,钢琴艺术在一夜之间被得到了肯定。

      钢琴伴唱《红灯记》的成功使殷承宗看到了这样一条路,即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下,钢琴艺术要得到发挥,只能放弃国外的东西,这也就是1963年毛泽东对殷先生所说的“多搞些民族的东西”。

      我看过一份资料,是当时在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任教的老师写回忆钢琴协奏曲《黄河》的创作过程:1968年10月的一天,殷承宗从中央乐团到中央音乐学院来看大字报,殷承宗有了钢琴伴唱《红灯记》之经验,便想在“钢琴革命”的步伐再迈出新的一步。这时中央音乐学院二楼西墙上,正有陈莲女士的大字报贴出,她在大字报中第一次披露江青对她说“《黄河大合唱》很气势,可以写成钢琴协奏曲”,殷承宗因此提出了创造的申请并获得了批准。

      本来我想在采访中与殷先生核实这个过程,但几次走近话题的边缘我又放弃了,我觉得既然往事已经过去就让它过去好了,细节的东西不能影响钢琴协奏曲《黄河》是一部精品。这部作品至今已被51个国家所演奏或转播,这个才使重要的。

      经历过风风雨雨之后,心态重归淡泊平和的殷承宗谈起钢琴协奏曲《黄河》这部作品时这样说:我在有了钢琴伴唱《红灯记》的创作经验后,对将《黄河大合唱》改成钢琴协奏曲很有信心。其实创作《红灯记》时我仍有负担,不敢太突出“钢琴”。但创作《黄河》就不同了,因为是群众喜爱的,在这个前提下,我就敢把“钢琴”作为一个主体去表达。

      创作《黄河》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大概是1969年夏天完成吧,这个作品反映的内容是中国的,但创作上,除了第三乐章加上民族乐器之外,其余基本是使用了西洋管弦乐队协奏的,是一个很纯粹的钢琴作品。

      钢琴协奏曲《黄河》出过很多不同的版本,我最推崇的是“马可波罗”版,我知道《黄河》录过九次,可不可以这么说,“马可波罗”版是最好的?

      在以往所出版的作品里,“马可波罗”版确实是录制得最好的,这是1992年录制的,因为录音技术的原因,加上是捷克乐队,所以效果很好。但这不是最好的,最好的应该是今年五月左右由中国唱片公司上海分公司出的那个,这是我第十次录音,是由汤沐海指挥的。“马可波罗”版让我最感遗憾的,是指挥。指挥不是中国人,很多东西他是很难理解透切的。

      凭着《红灯记》和《黄河》两个作品,殷承宗的名声大震,为此他于1973年入了党并被提升为中央乐团的副团长,之后还代表文艺界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但这一切都只是霎那的光辉。1976年10月,随着“四人帮”的倒台,殷承宗作为在中央乐团“四人帮的代表”接受了长达四年的审查,直到1980年才恢复了自由。

      谈起那四年的审查,殷承宗轻描淡写般。这些事情都过去很多年了,我当时真的没有觉得委屈,我很自信,我告诉他们,“文革”我所做的就是写了几千几万个音符。我相信,我的为人是怎么样的,时间长了,自然就能看出来。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一生都在钢琴上,名啊利啊对我都没有任何意义,我现在每天还坚持练5小时的琴,每年坚持40多50场的演出。

      我对音乐的追求从来没有改变过,就是在隔离审查的那些日子里,没有钢琴,我就用脑子练琴,以前弹过的东西一条一条背。我的手指条件不是很好,比较短,以前十度和弦是弹不到的,那时我天天在桌子上练撑手,每天在桌子上划道记录,到我解除审查的时候,已经可以弹十度和弦了。

      从提前结束“留苏”到文化大革命到今天,人生的路曲曲折折,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任何事情都是有得有失,也许我本来应该拥有很多,但是因为“文革”,我失去了许多,这只是一方面。另方面,我同样为自己庆幸,因为作为一个钢琴艺术家,我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我都没有失去钢琴,失去创作的空间。一个学习艺术的人,一生能写出一部流传的作品本来就不多,光用这点来量度,我没什么可遗憾的。

      记得我在1983年来到美国时,《纽约时报》的记者和我作了个采访,他问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告诉他:我是个艺术家。

      我是1980年被宣布解除审查的,八十年代那时的环境你应该不难想象。那时虽然我已经可以回家,可以弹琴,但仍有很多的限制,那种气氛对我的创作和演出很不适合。从年纪上来说我已届中年,假若我这样沉寂下去,我的艺术生命就真结束了,而这正是我最不甘心的。这样我就想到了出国,想找一个安静的、陌生的地方,专心于钢琴,远离政治。

      我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在三藩市,那时他提出申请我出来,但上头不批,这样只好让我太太先出来留学。到了1983年,我的申请据说被递上中央政治局,最后是邓小平点了头,这样我才能走出国门。

      其实从内心说,我是不想出国的,那时我的女儿才只有5岁多点,我带着她走出罗湖,内心很感慨,因为我知道,这一步意味着一切重新开始,意味着以后的日子,我要为吃为住为行担忧。

      到达香港时,我身上只有60美元,当时朋友为我办理了在香港逗留的延期签证,我在那里逗留了一个月,参加了一些小型的、内部演出,到我离开香港的时候,手上多了几个零用钱。

      到达三藩市之后,从纽约有位很有名的经纪人叫SHAW的慕名到三藩市找我,他希望和我签演出合同,当时我连犹豫都没有,就跟他来美国了。

      演出是在当年的9月28日,至今我仍然记得这个日子,我演了很多如肖邦、贝多芬和李斯特的作品,作品很好,份量也蛮重的,很受欢迎,但华人不多,当时不像现在,加上有些华人以为我是逃跑出来的,不敢接近我,这些我都很理解。好在我本来要求就不高,我把孩子放到姐姐那里后就埋头演出,那时我想,等有了钱,第一是买琴,第二才是买房子。

      我的道路与很多新移民相似,因为我以前是学俄语的,四十多岁重新学英语,太太当时也在上学,她也是学钢琴的,学费很高。还有,由于我和SHAW签了合约,他为我付出了很多的宣传费,这都是我的欠债,所以我要不断地靠演出演出来还债。

      刚到纽约那年,最不习惯的不是吃住行,而是没有钢琴。开始时只能租琴,到那些富裕人家里,和他们商量,把不用的琴租给我练习。后来我遇到一位犹太人,他是个作曲爱好者,他刚好有个朋友去世了,留下一台很好的钢琴,是名厂订做的,现在也要七、八万美元吧,他提议,让我帮他弹他作的曲子并且录音,作为报酬,他把这台钢琴送给我,当时我同意了,先写了借条,把琴搬走,然后开始录音,那是个很差的曲子,我硬着头皮直到录完,这样我有了第一台钢琴。

      从拥有这台琴开始,到现在,我家里已经有了三台琴,在纽约,我有五台琴。包括我第一次到卡耐基大厅演奏的那台琴,在一次拍卖中被我买回来了。我对琴的爱好,就像你们对车的爱好一样。殷承宗讲到这里,很温和地笑了。

      在美国这些年,除了演出,我也曾在克里夫兰音乐学院担任指导教授,带三个学生。演出、教学成了我生活的主体,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很适合我。当然,自1993年10曰中央电视台邀请我回去参加台庆演出后,每年我都会回去两次,那里有我的听众,我离不开他们。

      在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我问殷承宗,在你所有的作品中,你自己觉得哪一个作品是最好的?

      殷承宗没想到我问他这个问题,他沉吟了一下后说:钢琴伴唱《红灯记》将西方的音乐与中国的京剧结合起来,在当时来说是比较和谐的;钢琴协奏曲《黄河》是民族的作品,毕竟这么多年还没有看到有超越它的作品,但这两个都不是最好的。我最满意的作品是《十面埋伏》。

      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愈是古老的艺术,就愈能找到相似点。像我改编的《春江花月夜》,很多西方艺术家认为像德彪西的东西。西方人对中国很多古曲的理解力是很强的。在创作《十面埋伏》时,我请了十多个弹琵琶的艺术家来表演,一段一段,像章回小说,每个人的理解都不同,而钢琴所要表达的,是以古战场为背景,表现一种斗士精神,一种不败的精神。

      殷承宗说,如今他住在纽约的曼哈顿区,这是个很幽美的环境,很多时候,他会在黄昏里沿着哈德逊河边边思考边散步,他说他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

      1983年殷承宗踏上纽约这块土地时,他的女儿才5岁。殷先生说,女儿现在已经大学毕业,在硅谷有份很好的工作。殷承宗说他最感“马可波罗”版的是一家人如今可以很轻松很自在地生活,而更令他欣慰的,是他们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去工作,去生活。能如此,这辈子谁胜谁败已经不重要了。

      在我完成对殷承宗的采访后,一直挥不去的,是殷先生那口浓重的闽南口音,特别是那句“这辈子谁胜谁败已经不重要”的句子,如同乐章般在我脑际萦回,那刻我想到了他的《十面埋伏》,想到了斗士精神,想到那位沿着哈德逊河边思考边散步的老者,想到了不言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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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比起其他几篇人物专访来,这篇我最喜欢,写得平实自然,也许人物本身和他的故事与作者自己的文分很吻合。不过主人公本身的命运,说不出来的感觉,不了解那段历史,只到是是非成败转头空。以前的几篇,恕我直言,
      基本上做到了写一个毁一个。
      • 忒客气,把文章贴出来就是期望听到各种不同的意见,我应该感谢才对。
        其实作为采访者,有时确实很难,因为你和对方采访的时候,他只讲自己想讲的话,无论你怎么坚持、诱导。

        殷承宗本来有很多故事可写的,特别是文革,但他一直不想深谈,所以我每次走到哪里就出现游离状态,自己都不满意。

        他的音乐会在2月7日,目前还有票,有兴趣的网友可以去看,当然不是找我。

        周末好。
        • thank you, I'd like to know the price of the tickets, really want to go if I can afford it
          • 二十多年前, 我听过一场殷承宗的音乐会,至今难忘...
            已经不记得是哪一年了,既然他是83年出国的,应该在那以前吧。那时候,我在东北,还是一个中学生,父母在大学当教师,全家都是音乐爱好者,我的手风琴也有相当的水准。得知殷承宗要到大学举办钢琴演奏会,我老爸借着是大学里文艺积极分子搞到了礼堂第一排的票(现在价值40+CAD$),学校里把在仓库里发了多年的钢琴拖了出来,那钢琴,别提了,好多键盘的表皮都脱落了,白键成了黄键,还高低不齐(在我坐的角度,看得很清楚)。难以想象这是为当时国内顶顶尖的钢琴家准备的。殷承宗上台后,并没有显示出有什么介意,只是花了几分钟试琴,然后演奏会就正式开始了。。。记得他的主要曲目如《黄河大合唱》、《十面埋伏》等等,使我完全融入了他的音乐中,至今难忘。。。并非当时我有多么高的音乐造诣,只是当时大部分人都是音乐盲,所以在演奏每一个曲目前,殷承宗都要简要介绍一下,这大大帮助了听众去理解和欣赏。

            我已经通过我女儿的钢琴老师订了这次音乐会的票,能有机会在多伦多重温殷承宗的钢琴艺术,是很难得的。
            • 您能告诉我多少钱一张票么?谢谢
              • 好像有三档,42,38,25
        • 请问他的音乐会是在什么确切地点,城市, 怎么样能从网上,或着别的地方问到有没有票呢?我很想去。谢谢!
    • 感觉文章的写法越来越Professional了. 但我更喜欢你写的身边的小人物, 尤其是和我们有相似命运的普通人. 这种拿过去名人抄冷饭的文章, 越来越没有吸引力了, 那美国的陈艳妮就是个例子.
      • 是这样的
        我开了两个栏目,一个是《苦乐移民》、一个是《文化品味》,前者写各种普通人,后面写画家、作家、音乐家等,希望作些记录。

        谢谢阅读,周末好。
        • 那就继续抄冷饭吧, 希望能抄出独特风味出来. ABC的20/20中的Barbara Walters是专门采访名人的高手, 老太太75岁了, 每次采访, 都让名人跟着她的话题走, 她的提问可以使被采访者顺着她的方向不自觉地向她说心里话, 可以借鉴.
          • 嗯,看过的
            现在有些人很好玩,你一接近话题,TA就会问:你什么意思?想写什么?我明明是为祖国荣誉………我几乎晕倒。
            • 没办法, 老中在哪里都活的累. 要让他们说心里话, 还要看你的魅力了. Have a good one.
          • 跑跑题,老太太宣布退了(她有75了吗?)
            • 今年好像该75了, 开车听RADIO说的, 应该没听错.
              • :) 72. 老太太很美丽,一直以为她就50多而已。
                • Sorry, 听力还是不行, 郁闷!
                  • 郁闷什么呀,不定电台说的就是75。电台出错的时候不少。
                    • I like this story.
                • 1931年出生的, 自己做做减法......:-))
            • 俺也跟着跑跑题,她是不是格林斯潘的女朋友?
              • really? wow // just checked. It is not her.
                • 不好意思,俺给记错了:(
    • 直言:记者对殷承宗了解比较少, 对了解殷承宗的来说本篇采访新的东西不多; 而且记者对音乐的了解也不多, 采访中的比较内行的问题几乎没有. 但是对记者的认真表示敬意
      • 有必要吗?读的有几个是内行??
        • 木然是星星生活的副总编, 这种地位的人写的文章, ................
          • 这个要反抗一下了
            两个问题:

            1。看这篇文章就判断我对殷承宗了解比较少?当然,这里的了解有音乐的,还有不是音乐的,你这句话就有些笼统了。

            2。“副总编”之说有些过份,有这样评论文章的?说哪里好哪里不好直率点好不好?就算你说这个木然写得臭烂我也是笑笑而已,我不会在乎的。但你这个贴明显不是“讨论的”,我就有些不屑。
            • 说"副总编"不是评论你的文章,是对着楼上说有"没有必要"的, 我说你了解的少是因为你写的我在网上都看过
              • 这样说还可以。
                我采访谁怎么采访没有任何外来压力,倒是被采访者,很多时候来会坚守自己说的,来来回回就说这些故事。

                当然,我这篇已经有很多在我努力下挖的,比如抬钢琴到天安门广场,比如来到美国赚钱的经历,比如在香港开演唱会,等等,是我不断诱出来的。

                经历文革后被隔离审查的人,多不想过多讲过去,其实,你要懂,或者了解殷过去的故事,就知道他为什么不谈过去以及其他了,这点倒是你不了解那段历史。

                不管怎么说,你忽然一句“副总编”,容易给别人造成误解,这样不好。不过不要在意,我其实不会往心里去,我是实话实说,我上网也有6、7年了,知道你的意思不是对我。我也是就题目而发表意见,你从文字可知道我,不是个借文字伤人的人。

                这个就说到这里吧,周末好。
                • 哼哼哼^Q*
    • 作为一名钢琴家,我们崇拜和尊敬殷承宗,他曾在我们幼年时,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美妙的钢琴音乐的世界。
      出国时我就带着一盒录音带,一面是钢琴协奏曲<<黄河>>,另一面是小提琴曲<<梁祝>>,那是我国得到世界上许多国家赞誉的不多的中国乐曲作品中的两个佼佼者。但殷承宗不是一位政治家,不管是当年他利用了政治还是政治利用了他,那都不是他的错,就象庄则栋,钱浩亮一样,是政治的牺牲品。话说回来,做为那个时代的钢琴家,他也不是最优秀的,他只是幸运而已。比如,“四人帮”倒台后复出的刘诗昆就比他强,那一曲<<战台风>>真是精采绝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