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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饿死尚是小事zt

https://mp.weixin.qq.com/s/NVbx5nmEBzviyDewwB-vAg

▌一篇旧文,节选自《大变局:晚清改革五十年》。
自1876年起,至1878年止,中国北方遭遇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罕见旱灾,灾区覆盖山西、直隶、河南、陕西、山东五省。灾民一亿六千万至二亿左右,死于饥荒和疫病的人数至少在一千万人,从重灾区逃亡外地的灾民达两千万人 。灾情最严重的两年,1877年是丁丑年,1878年是戊寅年。这场人间惨剧,史称“丁戊奇荒”。

1877年旧历二月下旬,苏州士绅谢家福“以资遣灾民”(带着资金去赈济自山东南来的灾民并将之遣送回籍),自泰州归来,途中听到一个消息,包括李提摩太、慕惟廉、倪惟思及英国驻烟台领事在内的一批西方传教士,正在山东赈济灾民。一种几乎与生俱来的敏感性,让谢家福紧张了起来。他在日记中,如此描述自己的焦虑心情:

知耶稣教之洋人慕惟廉、倪惟思、李提摩太及烟台领事哲美生等在东齐赈给灾民,深惧敌国沽恩,异端藉肆,不能无动于中。顾以才微力薄,莫可挽回,耿耿之怀,言难自己。[1]

谢家福担心洋人借着赈灾向民众布施恩惠,扩张他们的主张与思想。觉得自己不能无动于衷,但又能力有限无法可想,于是耿耿于怀非常难受。在这种“耿耿于怀”情绪的支配下,谢家福给熟识的江南士绅们写信,尝试鼓动他们站出来,与洋人的赈灾行动进行对抗。

谢在信里说,洋人们在山东,明里打着赈灾的幌子,暗里干着收拾人心的阴谋。若不采取措施,民心恐将流失,异教恐将横行,必成中国之大患。谢建议筹集巨款,采用“跟踪济赈”的方式,来消除洋人赈灾对中国民心的损害。简单说来就是追踪洋人的救灾路线,洋人前脚发完赈银赈粮,我们后脚跟上再发赈银赈粮。谢还说,这是有良知的爱国士大夫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并赋诗一首:

大兵之后又凶年,国计民生孰见怜?安得赈钱三十万,管教压倒慕维连![2]

除了“跟踪济赈”,谢家福还主张以收养难童为先,与传教士展开竞争。

在给好友李金镛的信中,谢家福说当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将难童从洋人的手里抢过来,“东省灾后,子女流离者不可计数,为他族收养者,闻有数百名之多。窃恐人心外属,异说横行,为邹鲁之大患”,正所谓“急则治标”,这个“标”就是儿童,因为儿童智识未开,情窦未通,最容易被异族蛊惑。他在信中激动地写道:眼看着这些儿童被洋人驱入“陷阱”之中,再也不能重新做人,但凡有血气者,“能无锥心肝、竖毛发,亟图补救哉!”[3]

这些倡议,在江南的士大夫圈子里,获得了普遍认同。苏州士绅袁子鹏给谢家福回信说,西人想要领养饥荒孤儿,那是万万不可。我们多收养一名,就少一人入教,功德尤其大[4]。另一位苏州士绅尤春畦则说:

小孩饿死尚是小事,为天主教诱去,则大不可,能否引之出堂,亦宜酌量,事却甚好。幼孩如何领来,有亲属者作何安顿?至来苏之后,经费无不竭力。[5]

有了士绅们的支持,谢家福启动了赈灾行动。友人高龚甫致信谢,鼓励他努力去做“不可存推诿之心”,谢家福在回信中说:“弟之此行为敌夷,不为赈济。赈济则以仁存心,当念亲亲仁民之意,敌夷则惟知大义,虽捐麋踵顶,有所不辞。”[6]意思是此行目的乃是抵抗夷人,而非赈灾。赈灾讲究仁心;抗夷讲究大义。为了大义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抗夷”的旗帜赢得了江南士绅们的高度赞赏。上海士绅王赓保来信说,谢家福将众多孤儿从黑暗的“禽兽之域”中拯救出来,实在是一种伟大的、壮举,这壮举足以证明世事尚有可为。王赓保说,自己很愿意与谢一起并肩战斗,抵抗夷人。[7]

“抗夷”的旗帜给谢家福带来了巨大的满足感,让他拥有了强大精神力量,来克服工作中遇到的种种苦难:“生平灭夷之志,刻不能忘,……(得此机会)而交臂失之,则身存实死,天下不必有此人,谢家不必有此子也。”[8]捐款者当中,偶有人提出耶稣教与天主教不同,不必过于仇视。谢家福有这样一段义正辞严的回击:

某之所办者,不第在教门之良莠,尤重在中外之界限。山左灾民受洋人赈恤三月有余,几几乎知有洋人不知有中国矣。诸君好善乐输,下以回已去之人心,上以培国家之元气。即此便是忠臣,便是义士。若不能权自我操,反为教堂筹费,如国计何?且既受教堂之赈,必服外洋之教,无论其为天主、为耶稣,终不当以中国之民,服外教而废五伦,童子何知,坐令陷溺,于心安乎?[9]

谢家福并不在乎天主教、耶稣教的分别,只在意“中外之界限”,也就是不能让山东的难童接受洋人的赈济,不能让他们“知有洋人不知有中国”。

受这样一种“抗夷优先”理念的支配,谢家福将募来的活动经费几乎全部用来与传教士争夺难童。曾有人建议谢拿出资金来开设粥厂,以解青州灾民的燃眉之急,结果被谢拒绝,理由是:儿童与成人不同。成人有觉悟,可以持节慷慨赴死;儿童无知,不懂得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春秋夷夏大义。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应该优先救济儿童,以免其失节于洋人。谢在日记中说,自己对这个决定“理得心安”,并无愧疚。[10]

谢家福所谓的“成人有觉悟,可以持节慷慨赴死”,并非虚言。1877年的山东,就有昌乐县灾民“弗受洋赈”、乐安县灾民“俱情愿饿死,不受洋人之赈”的事情发生[11]。河南也是如此,某些灾民不肯接受洋人的赈济,社会上还出现了谣言,说传教士借赈灾之机行虐待之实。以致于有参与赈灾的洋人无奈给《申报》投书说:

河南地方饥民大不解事,于教士所分给之银不肯领取,意谓西教士意在买服人心,诱人入教,故特给我等银钱,慎勿堕其术中。彼此相戒,竟无一人肯领。且仿铁泪图之式,造作诸般恶状,谓教士诱人入教,如此虐待。亦分贴多张,以冀煽惑人心,该省官宪无可如何。[12]

不要洋人赈灾的银子,害怕被洋人骗了去剜眼挖心,这是可以理解的事情。此类谣言已在大清国读书人圈子和底层社会流传了上百年(甚至可以追溯到明朝利玛窦来华的时代)。但有人模仿《铁泪图》将传教士画成凶神恶煞,将剜眼挖心之类的场景用宣传品具象化,这显然并非灾民所为之事,他们忧死不暇,不可能有这样的闲情逸致。也就是说,河南有一批类似谢家福这样的士绅,怀揣着“灭夷之志”在努力保卫“中外之界限”。

这种努力是成功的。在河南,传教士们不被允许逗留,也不被允许以任何方式参与赈灾。地方政府还发布了通知,若洋人不离开河南,官府不保障他们的生命安全。当传教士花国香等人抵达开封时,城内已遍贴告白“宁可食夷肉,不可食夷粟”,书院也罢课称“要与西人打仗”,且下了战帖约在第二天[13]。无奈之下,他们只好放弃了赈济河南灾民的计划。

据前往河南赈灾的苏州士绅孙传鸬《游汴见闻实录》里的描述,彼时的河南,正在上演“父子相食”、前一刻卖儿子后一刻反悔来赎“则小孩已在锅中矣”、“遥见一人持一(人)腿随食随走”、“人肉煮好者每块八文”……的人间惨剧。[14]

当然了,本文绝非是要将谢家福这样一位中国近代赈灾史上的重要人物,赋予一种简单的负面形象。谢一生从事赈灾活动,“先后通解赈银二百五十二万三千两有奇,活人无算”,这里面还不包括赈济山东灾民(难童)不足一年即筹集到的四十三万余两白银。这些钱全部用在了救灾之中——至少送到了灾区地方官府手中[15]。

事实上,以谢家福为代表的民间士绅,才是支持北中国艰难熬过“丁戊奇荒”的核心力量。以山西为例。按《清实录》的记载,清廷中央所拨赈灾款,总数不过数百万两,赈米也不超过100万石,而《清史稿·曾国荃传》里的数据是“先后散发赈银一千三百万两,米二百万石,救活饥民六百万人”。也就是说,山西绝大部分的赈款和赈米都来自民间,包括中国士绅,也包括外国人士,其中又以中国士绅为最有力者。这也是《清史稿·食货志》仅笼统地说:“光绪初年,山西河南陕西之灾,拨币截漕均巨,合官赈、义赈及捐输等银不下千数百万两”,官史不将官赈数字单独提出的缘故,是“因为其份额远远小于义赈及捐输”[16]。

时代是多面相的,具体的历史人物也是,转型时代的历史人物尤其如此。朝廷失职,谢家福们成了天愁地惨时代里的中流砥柱。可惜的是,这些中流砥柱仍困在陈旧的“夷夏之防”里。

—END—

注释:[1] 苏州博物馆:《谢家福日记(外一种)》,文物出版社2013年版,第75页。[2] 苏州博物馆:《谢家福日记(外一种)》,文物出版社2013年版,第75页。[3] 李文海等:《中国荒政书集成》第8册,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5462-5464页。[4] 苏州博物馆:《谢家福日记(外一种)》,文物出版社2013年版,第75页。[5] 苏州博物馆:《谢家福日记(外一种)》,文物出版社2013年版,第76页。[6] 苏州博物馆:《谢家福日记(外一种)》,文物出版社2013年版,第84-85页。[7] 苏州博物馆:《谢家福日记(外一种)》,文物出版社2013年版,第83页。[8] 苏州博物馆:《谢家福日记(外一种)》,文物出版社2013年版,第85页。[9] 苏州博物馆:《谢家福日记(外一种)》,文物出版社2013年版,第86-87页。[10] 苏州博物馆:《谢家福日记(外一种)》,文物出版社2013年版,第93页。[11] 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 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7页。[12] 《论西人助赈并无他意》,《申报》1878年6月22日。[13] 李文海等:《中国荒政书集成》第9册,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206页。[14] 李文海等:《中国荒政书集成》第9册,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206-6207页。[15] 苏州博物馆:《谢家福书信集》,文物出版社2013年版,“序言”第4-5页。[16] 王乃德、翟相卫:《“丁戊奇荒”与晋商捐赈》,《史志学刊》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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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篇旧文,节选自《大变局:晚清改革五十年》。
    自1876年起,至1878年止,中国北方遭遇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罕见旱灾,灾区覆盖山西、直隶、河南、陕西、山东五省。灾民一亿六千万至二亿左右,死于饥荒和疫病的人数至少在一千万人,从重灾区逃亡外地的灾民达两千万人 。灾情最严重的两年,1877年是丁丑年,1878年是戊寅年。这场人间惨剧,史称“丁戊奇荒”。

    1877年旧历二月下旬,苏州士绅谢家福“以资遣灾民”(带着资金去赈济自山东南来的灾民并将之遣送回籍),自泰州归来,途中听到一个消息,包括李提摩太、慕惟廉、倪惟思及英国驻烟台领事在内的一批西方传教士,正在山东赈济灾民。一种几乎与生俱来的敏感性,让谢家福紧张了起来。他在日记中,如此描述自己的焦虑心情:

    知耶稣教之洋人慕惟廉、倪惟思、李提摩太及烟台领事哲美生等在东齐赈给灾民,深惧敌国沽恩,异端藉肆,不能无动于中。顾以才微力薄,莫可挽回,耿耿之怀,言难自己。[1]

    谢家福担心洋人借着赈灾向民众布施恩惠,扩张他们的主张与思想。觉得自己不能无动于衷,但又能力有限无法可想,于是耿耿于怀非常难受。在这种“耿耿于怀”情绪的支配下,谢家福给熟识的江南士绅们写信,尝试鼓动他们站出来,与洋人的赈灾行动进行对抗。

    谢在信里说,洋人们在山东,明里打着赈灾的幌子,暗里干着收拾人心的阴谋。若不采取措施,民心恐将流失,异教恐将横行,必成中国之大患。谢建议筹集巨款,采用“跟踪济赈”的方式,来消除洋人赈灾对中国民心的损害。简单说来就是追踪洋人的救灾路线,洋人前脚发完赈银赈粮,我们后脚跟上再发赈银赈粮。谢还说,这是有良知的爱国士大夫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并赋诗一首:

    大兵之后又凶年,国计民生孰见怜?安得赈钱三十万,管教压倒慕维连![2]

    除了“跟踪济赈”,谢家福还主张以收养难童为先,与传教士展开竞争。

    在给好友李金镛的信中,谢家福说当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将难童从洋人的手里抢过来,“东省灾后,子女流离者不可计数,为他族收养者,闻有数百名之多。窃恐人心外属,异说横行,为邹鲁之大患”,正所谓“急则治标”,这个“标”就是儿童,因为儿童智识未开,情窦未通,最容易被异族蛊惑。他在信中激动地写道:眼看着这些儿童被洋人驱入“陷阱”之中,再也不能重新做人,但凡有血气者,“能无锥心肝、竖毛发,亟图补救哉!”[3]

    这些倡议,在江南的士大夫圈子里,获得了普遍认同。苏州士绅袁子鹏给谢家福回信说,西人想要领养饥荒孤儿,那是万万不可。我们多收养一名,就少一人入教,功德尤其大[4]。另一位苏州士绅尤春畦则说:

    小孩饿死尚是小事,为天主教诱去,则大不可,能否引之出堂,亦宜酌量,事却甚好。幼孩如何领来,有亲属者作何安顿?至来苏之后,经费无不竭力。[5]

    有了士绅们的支持,谢家福启动了赈灾行动。友人高龚甫致信谢,鼓励他努力去做“不可存推诿之心”,谢家福在回信中说:“弟之此行为敌夷,不为赈济。赈济则以仁存心,当念亲亲仁民之意,敌夷则惟知大义,虽捐麋踵顶,有所不辞。”[6]意思是此行目的乃是抵抗夷人,而非赈灾。赈灾讲究仁心;抗夷讲究大义。为了大义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抗夷”的旗帜赢得了江南士绅们的高度赞赏。上海士绅王赓保来信说,谢家福将众多孤儿从黑暗的“禽兽之域”中拯救出来,实在是一种伟大的、壮举,这壮举足以证明世事尚有可为。王赓保说,自己很愿意与谢一起并肩战斗,抵抗夷人。[7]

    “抗夷”的旗帜给谢家福带来了巨大的满足感,让他拥有了强大精神力量,来克服工作中遇到的种种苦难:“生平灭夷之志,刻不能忘,……(得此机会)而交臂失之,则身存实死,天下不必有此人,谢家不必有此子也。”[8]捐款者当中,偶有人提出耶稣教与天主教不同,不必过于仇视。谢家福有这样一段义正辞严的回击:

    某之所办者,不第在教门之良莠,尤重在中外之界限。山左灾民受洋人赈恤三月有余,几几乎知有洋人不知有中国矣。诸君好善乐输,下以回已去之人心,上以培国家之元气。即此便是忠臣,便是义士。若不能权自我操,反为教堂筹费,如国计何?且既受教堂之赈,必服外洋之教,无论其为天主、为耶稣,终不当以中国之民,服外教而废五伦,童子何知,坐令陷溺,于心安乎?[9]

    谢家福并不在乎天主教、耶稣教的分别,只在意“中外之界限”,也就是不能让山东的难童接受洋人的赈济,不能让他们“知有洋人不知有中国”。

    受这样一种“抗夷优先”理念的支配,谢家福将募来的活动经费几乎全部用来与传教士争夺难童。曾有人建议谢拿出资金来开设粥厂,以解青州灾民的燃眉之急,结果被谢拒绝,理由是:儿童与成人不同。成人有觉悟,可以持节慷慨赴死;儿童无知,不懂得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春秋夷夏大义。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应该优先救济儿童,以免其失节于洋人。谢在日记中说,自己对这个决定“理得心安”,并无愧疚。[10]

    谢家福所谓的“成人有觉悟,可以持节慷慨赴死”,并非虚言。1877年的山东,就有昌乐县灾民“弗受洋赈”、乐安县灾民“俱情愿饿死,不受洋人之赈”的事情发生[11]。河南也是如此,某些灾民不肯接受洋人的赈济,社会上还出现了谣言,说传教士借赈灾之机行虐待之实。以致于有参与赈灾的洋人无奈给《申报》投书说:

    河南地方饥民大不解事,于教士所分给之银不肯领取,意谓西教士意在买服人心,诱人入教,故特给我等银钱,慎勿堕其术中。彼此相戒,竟无一人肯领。且仿铁泪图之式,造作诸般恶状,谓教士诱人入教,如此虐待。亦分贴多张,以冀煽惑人心,该省官宪无可如何。[12]

    不要洋人赈灾的银子,害怕被洋人骗了去剜眼挖心,这是可以理解的事情。此类谣言已在大清国读书人圈子和底层社会流传了上百年(甚至可以追溯到明朝利玛窦来华的时代)。但有人模仿《铁泪图》将传教士画成凶神恶煞,将剜眼挖心之类的场景用宣传品具象化,这显然并非灾民所为之事,他们忧死不暇,不可能有这样的闲情逸致。也就是说,河南有一批类似谢家福这样的士绅,怀揣着“灭夷之志”在努力保卫“中外之界限”。

    这种努力是成功的。在河南,传教士们不被允许逗留,也不被允许以任何方式参与赈灾。地方政府还发布了通知,若洋人不离开河南,官府不保障他们的生命安全。当传教士花国香等人抵达开封时,城内已遍贴告白“宁可食夷肉,不可食夷粟”,书院也罢课称“要与西人打仗”,且下了战帖约在第二天[13]。无奈之下,他们只好放弃了赈济河南灾民的计划。

    据前往河南赈灾的苏州士绅孙传鸬《游汴见闻实录》里的描述,彼时的河南,正在上演“父子相食”、前一刻卖儿子后一刻反悔来赎“则小孩已在锅中矣”、“遥见一人持一(人)腿随食随走”、“人肉煮好者每块八文”……的人间惨剧。[14]

    当然了,本文绝非是要将谢家福这样一位中国近代赈灾史上的重要人物,赋予一种简单的负面形象。谢一生从事赈灾活动,“先后通解赈银二百五十二万三千两有奇,活人无算”,这里面还不包括赈济山东灾民(难童)不足一年即筹集到的四十三万余两白银。这些钱全部用在了救灾之中——至少送到了灾区地方官府手中[15]。

    事实上,以谢家福为代表的民间士绅,才是支持北中国艰难熬过“丁戊奇荒”的核心力量。以山西为例。按《清实录》的记载,清廷中央所拨赈灾款,总数不过数百万两,赈米也不超过100万石,而《清史稿·曾国荃传》里的数据是“先后散发赈银一千三百万两,米二百万石,救活饥民六百万人”。也就是说,山西绝大部分的赈款和赈米都来自民间,包括中国士绅,也包括外国人士,其中又以中国士绅为最有力者。这也是《清史稿·食货志》仅笼统地说:“光绪初年,山西河南陕西之灾,拨币截漕均巨,合官赈、义赈及捐输等银不下千数百万两”,官史不将官赈数字单独提出的缘故,是“因为其份额远远小于义赈及捐输”[16]。

    时代是多面相的,具体的历史人物也是,转型时代的历史人物尤其如此。朝廷失职,谢家福们成了天愁地惨时代里的中流砥柱。可惜的是,这些中流砥柱仍困在陈旧的“夷夏之防”里。

    —END—

    注释:[1] 苏州博物馆:《谢家福日记(外一种)》,文物出版社2013年版,第75页。[2] 苏州博物馆:《谢家福日记(外一种)》,文物出版社2013年版,第75页。[3] 李文海等:《中国荒政书集成》第8册,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5462-5464页。[4] 苏州博物馆:《谢家福日记(外一种)》,文物出版社2013年版,第75页。[5] 苏州博物馆:《谢家福日记(外一种)》,文物出版社2013年版,第76页。[6] 苏州博物馆:《谢家福日记(外一种)》,文物出版社2013年版,第84-85页。[7] 苏州博物馆:《谢家福日记(外一种)》,文物出版社2013年版,第83页。[8] 苏州博物馆:《谢家福日记(外一种)》,文物出版社2013年版,第85页。[9] 苏州博物馆:《谢家福日记(外一种)》,文物出版社2013年版,第86-87页。[10] 苏州博物馆:《谢家福日记(外一种)》,文物出版社2013年版,第93页。[11] 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 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7页。[12] 《论西人助赈并无他意》,《申报》1878年6月22日。[13] 李文海等:《中国荒政书集成》第9册,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206页。[14] 李文海等:《中国荒政书集成》第9册,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206-6207页。[15] 苏州博物馆:《谢家福书信集》,文物出版社2013年版,“序言”第4-5页。[16] 王乃德、翟相卫:《“丁戊奇荒”与晋商捐赈》,《史志学刊》2017年第5期。

    • 值得称赞。中国的士大夫为保护民族文化,举大义施仁心。尽管他们忧虑过度,以现在的视角看心胸也太狭窄。 +1
      • 结局就是丢给马列神教
    • 灾民“俱情愿饿死,不受洋人之赈” --- 这是真的吗?就像老毛说朱自清宁愿饿死而不吃美国白面,完全是放P。 彼时的河南,正在上演“父子相食”、前一刻卖儿子后一刻反悔来赎“则小孩已在锅中矣” --- 这个可信,因为在大约100年后的河南又上演了。
      1962年7月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对老毛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 几天前有网友post中国政府将停止跨国收养,小孩饿死,女婴/残疾婴儿被遗弃,尚是小事。
      • 被外国收养的华裔小孩,长大了有所成就,甚至获得奥运会冠军,不知道打了谁的脸,兹事体大,不得不防。。。 +1
        • 这是一个邪恶的政府,邪恶的政党。总是把政府的利益,党的利益至于公众利益之上。 +1
          • 人家是为了伟大理想嘛
            公众懂个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