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1945年日本投降，皮定均带领的八路军部队在南山驻了下来，和国民党的中央军又打了几年游击，打败了国民党部队，1949年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当上了中央政府主席。
从我记事起，毛泽东的时代一直在搞政治运动，从来没有停息过。
人们说：没有一个革命领袖比毛泽东更了解农民。这话也许说对了，因为毛本人就是农民出身。
根据毛的“阶级分析”理论，他将农民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流氓无产者”五种阶级成分。战争时期，毛泽东利用贫苦农民“打土豪分田地”的积极性，成功地在农村推行以土地改革（简称“土改”）为主的民主运动，创造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
竹川的“土改”是51年进行的。
以车作舟为代表的干部，进驻村里，秘密串连，宣传发动农民，成立了“农民协会”（简称“农会”）。东寨的许九、许黑毛、西沟的李环当了农会会长。三叔读了一年多的中学，在农村算是个小知识分子，因为辍学在家，又和二叔闹别扭，常到农会玩，帮他们算算账，于是他也成了农会的第一批成员，并担任了乡财粮（会计）。我家对门的吴赖当了民兵队长、西邻佃户王长庚家也是农会的第一批会员。
在第一次选农会代表时，因为母亲年轻，被选为妇女代表。奶奶听说后，以孩子小的理由，反对母亲参加。车作舟问，她是谁家的人，有人答是何运财的嫂子。老车一听，伸出两个拇指说，“何运财的嫂子，中，中，双中（加倍的行）。”于是母亲成了第一任农会的女代表，去许村 开了二十天的土改政策学习会。
按照竹川当地人均土地占有量确定的划成份标准是：人均1.3亩以下的为贫农；1.3-1.7亩的为中农；1.7-2.5亩的为富裕中农；2.5亩以上，有轻度剥削行为的为富农；有明显剥削行为的为地主。按照这个标准，村东头高门楼，深宅大院，房子浑砖到顶，院里方砖铺路，常年雇用长工的许长庚、许长水兄弟俩家被划为地主。许金良因为当过保长，被划为恶霸地主。许延年和村西头的侯家三兄弟（侯太山、侯太原、侯太林）虽然土地不多，自己参加劳动，但因放过高利贷，被划为富农。许三家本应划为中农，因为他老婆是个骂大街的泼妇，民怨多，以他家请人纺过棉花为由，也被划为富农。我家的东邻郑喜来家划为中农。东头许章彦家本应划富农，家里存的粮食都被查封了，但他四下求情，改划成了富裕中农。村里的其它人家都是贫农。
第二次选积极代表时，选了那些不在农会的流氓无产者，即农村里的“破鞋”、二流子，因为这些人斗争起地主来很积极。张改英，张铁猫的媳妇等一帮无赖也都成了革命积极分子。
于是开始丈量地主富农的土地，查封他们的粮食、农具、家具和衣物浮财，送到许家家庙集中保存。土地和浮财好坏搭配，编写成号，采取抓阄的方法，分配给贫农。得了好处的贫苦农民无不欢天喜地，热泪盈眶，感恩戴德。
土改时我家九口人，原只有后地的一亩半土地。爷爷、叔叔平时行医，农忙时下地干活，奶奶、母亲和婶婶们种地，按政策标准划为贫农，分得了七亩多地，一张床，一张耙和其它一些农具。
土改以后，我家响应政府号召，第一批加入了农业互助组。三叔入了共青团，很快被提拔为乡、县政府干部，后来当了荥阳县民政科和建设科科长（相当于现在的局长）。母亲因上过民校认识一些字被介绍入党，并推荐她到乡供销社当主任。
我爷爷和他父亲三十年代（1928年前后）离开老家何寨到竹川开药铺谋生，老家的十几亩地由二爷经营。二爷当教书先生，攒了些私房钱，背着家里人在外面又买了一些地。四叔（何承祥）、五叔（何承洛）年龄小，不会耕种，就把这些地租给别人种。二爷在乡里还当过保长，土改时被划为地主。为躲避斗争，他逃跑在外，在渑池一带躲了一些时候，死在柿子窝村一个本族人的家里。那时斗地主风声甚紧，报丧的信不敢寄到何寨，先寄到竹川。母亲奉命回何寨通知消息，怕被别人撞见，她站在老家窑头顶上，看见四婶在院子里走动，就丢一块坷垃，向四婶摆摆手，让她上来说话，把消息告诉了她。几年过后，四叔才用布袋将他的尸骨背了回来。
土改时何寨、竹川两地的干部曾经协商过，两处是分开划或是合着划，当时的政策是“以土改前三年内的经济情况来划成份”，两地工作组一致认为，爷爷已离家二十多年，独立生活，应该分开划（如果合着划，把竹川的九口人加上，人均土地也不过是个中农）。我们家划为贫农后，何寨村有些人不满，攀咬说：“何大璋老得（河南土话，“得意，幸运”之意），躲在竹川当贫农。”53年“土改补课”，有人又捣鼓此事，工作队征求竹川的意见，多数干部坚持原来的划法。但工作队里有个姓田的和三叔不合，坚持要改我家的成分，他上窜下跳，搬弄是非，讲了三叔许多坏话。那天他在司庄一家吃派饭（轮流在农户家吃饭）时，急急忙忙地说：“不吃了，要赶回去，给何运财家划地主，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今天不宣布，明天就不行了。”就在那天晚上，他宣布把我家的成分改为“漏网地主”，也不计算人均土地，也不调查剥削量，借口爷爷和老家没有明确分家手续，就“随”了老家的成份，当了地主。
我们家当了两年“贫农”，一夜间却变成了“地主”！我家的成份虽然改了，但土改时分的土地和财产没有动。爷爷因为常年行医，在乡里很有些威望，他们也找不出雇工剥削行为，所以没有一个人被定为“地主分子”，也没有人挨过斗争。这个“地主”是个分得到土地的“地主”！是个没有“地主分子”的“地主”！
事情就是这样的离奇古怪。
昨日的革命中坚一夜间变成了“阶级敌人”，村里开会，当开到中途，主持人说：“地主富农退场”时，我们家的人只好灰溜溜地跟着离开。不久，三叔停止了晋升，母亲的预备党员资格也被取消。生产队经常指派地主、富农家庭出义务工扫雪清路，有人曾命令爷爷到竹川小学打扫厕所，爷爷赌气没有去，事后也没人过问。当了地主后全家人在人格上、精神上受到极大侮辱，处处比别人矮了半截，难在人前抬头。连我和同年龄的孩子们骂架，当对方骂到“操八辈祖奶奶”我也能还骂过去的时候，他们就使出最恶毒的武器，冲我叫“小地主，小地主”，我马上像针扎了的皮球，瘪了。
上中学后，我更因阶级成分背上了思想包袱，当了多年的落后学生，大学、文革时我也因出身地主，被划入“黑五类”，受尽歧视。
阶级成份影响了我们家几十年，毁了母亲和叔叔一代人的前程，我也差一点儿成了阶级成分的牺牲品。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从我记事起，毛泽东的时代一直在搞政治运动，从来没有停息过。
人们说：没有一个革命领袖比毛泽东更了解农民。这话也许说对了，因为毛本人就是农民出身。
根据毛的“阶级分析”理论，他将农民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流氓无产者”五种阶级成分。战争时期，毛泽东利用贫苦农民“打土豪分田地”的积极性，成功地在农村推行以土地改革（简称“土改”）为主的民主运动，创造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
竹川的“土改”是51年进行的。
以车作舟为代表的干部，进驻村里，秘密串连，宣传发动农民，成立了“农民协会”（简称“农会”）。东寨的许九、许黑毛、西沟的李环当了农会会长。三叔读了一年多的中学，在农村算是个小知识分子，因为辍学在家，又和二叔闹别扭，常到农会玩，帮他们算算账，于是他也成了农会的第一批成员，并担任了乡财粮（会计）。我家对门的吴赖当了民兵队长、西邻佃户王长庚家也是农会的第一批会员。
在第一次选农会代表时，因为母亲年轻，被选为妇女代表。奶奶听说后，以孩子小的理由，反对母亲参加。车作舟问，她是谁家的人，有人答是何运财的嫂子。老车一听，伸出两个拇指说，“何运财的嫂子，中，中，双中（加倍的行）。”于是母亲成了第一任农会的女代表，去许村 开了二十天的土改政策学习会。
按照竹川当地人均土地占有量确定的划成份标准是：人均1.3亩以下的为贫农；1.3-1.7亩的为中农；1.7-2.5亩的为富裕中农；2.5亩以上，有轻度剥削行为的为富农；有明显剥削行为的为地主。按照这个标准，村东头高门楼，深宅大院，房子浑砖到顶，院里方砖铺路，常年雇用长工的许长庚、许长水兄弟俩家被划为地主。许金良因为当过保长，被划为恶霸地主。许延年和村西头的侯家三兄弟（侯太山、侯太原、侯太林）虽然土地不多，自己参加劳动，但因放过高利贷，被划为富农。许三家本应划为中农，因为他老婆是个骂大街的泼妇，民怨多，以他家请人纺过棉花为由，也被划为富农。我家的东邻郑喜来家划为中农。东头许章彦家本应划富农，家里存的粮食都被查封了，但他四下求情，改划成了富裕中农。村里的其它人家都是贫农。
第二次选积极代表时，选了那些不在农会的流氓无产者，即农村里的“破鞋”、二流子，因为这些人斗争起地主来很积极。张改英，张铁猫的媳妇等一帮无赖也都成了革命积极分子。
于是开始丈量地主富农的土地，查封他们的粮食、农具、家具和衣物浮财，送到许家家庙集中保存。土地和浮财好坏搭配，编写成号，采取抓阄的方法，分配给贫农。得了好处的贫苦农民无不欢天喜地，热泪盈眶，感恩戴德。
土改时我家九口人，原只有后地的一亩半土地。爷爷、叔叔平时行医，农忙时下地干活，奶奶、母亲和婶婶们种地，按政策标准划为贫农，分得了七亩多地，一张床，一张耙和其它一些农具。
土改以后，我家响应政府号召，第一批加入了农业互助组。三叔入了共青团，很快被提拔为乡、县政府干部，后来当了荥阳县民政科和建设科科长（相当于现在的局长）。母亲因上过民校认识一些字被介绍入党，并推荐她到乡供销社当主任。
我爷爷和他父亲三十年代（1928年前后）离开老家何寨到竹川开药铺谋生，老家的十几亩地由二爷经营。二爷当教书先生，攒了些私房钱，背着家里人在外面又买了一些地。四叔（何承祥）、五叔（何承洛）年龄小，不会耕种，就把这些地租给别人种。二爷在乡里还当过保长，土改时被划为地主。为躲避斗争，他逃跑在外，在渑池一带躲了一些时候，死在柿子窝村一个本族人的家里。那时斗地主风声甚紧，报丧的信不敢寄到何寨，先寄到竹川。母亲奉命回何寨通知消息，怕被别人撞见，她站在老家窑头顶上，看见四婶在院子里走动，就丢一块坷垃，向四婶摆摆手，让她上来说话，把消息告诉了她。几年过后，四叔才用布袋将他的尸骨背了回来。
土改时何寨、竹川两地的干部曾经协商过，两处是分开划或是合着划，当时的政策是“以土改前三年内的经济情况来划成份”，两地工作组一致认为，爷爷已离家二十多年，独立生活，应该分开划（如果合着划，把竹川的九口人加上，人均土地也不过是个中农）。我们家划为贫农后，何寨村有些人不满，攀咬说：“何大璋老得（河南土话，“得意，幸运”之意），躲在竹川当贫农。”53年“土改补课”，有人又捣鼓此事，工作队征求竹川的意见，多数干部坚持原来的划法。但工作队里有个姓田的和三叔不合，坚持要改我家的成分，他上窜下跳，搬弄是非，讲了三叔许多坏话。那天他在司庄一家吃派饭（轮流在农户家吃饭）时，急急忙忙地说：“不吃了，要赶回去，给何运财家划地主，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今天不宣布，明天就不行了。”就在那天晚上，他宣布把我家的成分改为“漏网地主”，也不计算人均土地，也不调查剥削量，借口爷爷和老家没有明确分家手续，就“随”了老家的成份，当了地主。
我们家当了两年“贫农”，一夜间却变成了“地主”！我家的成份虽然改了，但土改时分的土地和财产没有动。爷爷因为常年行医，在乡里很有些威望，他们也找不出雇工剥削行为，所以没有一个人被定为“地主分子”，也没有人挨过斗争。这个“地主”是个分得到土地的“地主”！是个没有“地主分子”的“地主”！
事情就是这样的离奇古怪。
昨日的革命中坚一夜间变成了“阶级敌人”，村里开会，当开到中途，主持人说：“地主富农退场”时，我们家的人只好灰溜溜地跟着离开。不久，三叔停止了晋升，母亲的预备党员资格也被取消。生产队经常指派地主、富农家庭出义务工扫雪清路，有人曾命令爷爷到竹川小学打扫厕所，爷爷赌气没有去，事后也没人过问。当了地主后全家人在人格上、精神上受到极大侮辱，处处比别人矮了半截，难在人前抬头。连我和同年龄的孩子们骂架，当对方骂到“操八辈祖奶奶”我也能还骂过去的时候，他们就使出最恶毒的武器，冲我叫“小地主，小地主”，我马上像针扎了的皮球，瘪了。
上中学后，我更因阶级成分背上了思想包袱，当了多年的落后学生，大学、文革时我也因出身地主，被划入“黑五类”，受尽歧视。
阶级成份影响了我们家几十年，毁了母亲和叔叔一代人的前程，我也差一点儿成了阶级成分的牺牲品。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