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饰与宣传，是时代赋于文字的另类功能。而文字一旦与政治交媾，生下的必然是
畸形儿。

近代文坛的怪胎，当首推郭沫若。这位在以<屈原>为老蒋造势的同时，也向恩来抛
着<棠棣之花>。看着毛公要进城了，便献<甲申三百年祭>之媚。此后，更是以诗词
趋炎，历狂飙险潮而不倒，见风使舵，平步青云。最可笑的是那首"大快人心事，揪
出四人帮"，典型的一个"政治流氓文痞"。

从49年到79年，中国的文学进入前所未有的荒漠。80年代的文艺复兴，也随着64的
枪声而销声匿迹。情色甚嚣尘上，大众娱乐的庸俗化，使得文学失去生存的空间。
它辗转着，挣扎着，反思着，于网络的光怪陆离间寻求喘息。

唾弃虽然扼杀着本就脆弱的文字，但灵感却始终闪烁。因人是思想的动物，说话是
本能的要求。禁声只能是暂时的休息，而非永久的失语。何况中国的文字所承载的，
是浩瀚的千年积淀，它不会为舆论所导，更不会为螳臂所挡。

文学的纯粹，决定了它的不媚俗与不妥协。老干体抑或样板戏只是一个时期的诡异，
文痞的功用也不过一条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