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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槐树
老家村里有棵五百多年的老槐树,据老人说是村子刚建的时候老祖宗栽的。树身上有许多大洞,但顽强地在扭扭曲曲的枝头上还伸出一些绿叶来。树底下住着一家远房叔叔,叫兆信
我们村子一千多户都有一个共同的老祖宗爷爷和老祖宗奶奶,根据血缘的远近后来发展成四大支。每到大年初三早晨送年的时候,合族的人都聚集到老槐树下,为回家过完年的老祖宗的灵魂送行,烧纸送钱,放鞭炮饯行。这时各支的男女老少都聚集在大街上,比赛哪支人丁多鞭炮多。我们这支就聚在老槐树底下。有一年我们支各家的鞭炮都噼里啪啦地放完了,旁边那支耍了个心眼,他们不是一齐放,而是一挂接着一挂地串着放,结果我们弹尽粮绝的时候人家还在趾高气扬地响个不听。这时兆信叔叔气不过,回家搬来几包炸药,轰、轰地几声把所有人都镇住了,一时成为全村的笑谈。
兆信叔叔有三个孩子,第二第三个孩子属于超生的。那时计划生育抓的很紧,每个村里有妇女主任,只要听说谁家的媳妇怀孕了,马上就去劝,有的怀孕的媳妇就躲,一旦被找到就强行拉上车去县里打胎。我们村这妇女主人头脑一条筋,有次把一个怀孕5个月的媳妇拉去打胎,结果被那媳妇家人追着打,打的这妇女主任像怀孕的媳妇一样到处躲了。
再后来计划生育的行为就变质了,计划生育政策就变成了罚款一条政策。生一个孩子罚款四千,但那时四千相当于两三年的收入,农民当然交不起了,于是镇里就成立了抄家小分队。镇里的每个村都设有高音喇叭,每天一大早就听镇里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通过高音喇叭喊:“某村某某,限你在中午12点前将罚款交到镇里计划生育办公室,否则后果自负。”
过了12点如果钱没送到,抄家小分队就坐着拖拉机从镇里来到村里,每人手上持大棒子一条,来到某某家,见牛就拉走,见车就推走,粮食就装袋子运走,剩下的锅碗瓢盆粮缸水缸什么的,一顿棒子打的粉碎。我一个小学男同学,老婆超生了一个躲了,抄家那天他被小分队抓到了,一顿棒子把腿打折了,后来告到县法院,也是不了了之。
兆信叔叔超生的这两个孩子,也可以称得上倾家荡产呕心沥血的果实了,让村里其他人羡慕的了不的。可惜那年他就患了癌症,撒手人间。村里老人都说是他送年的时候放炸药,把老祖宗和老槐树惊坏了,所以才有这个变故。他媳妇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如同塌天了一般。在农村里再嫁的合适人选很少,因为没结婚的小伙不可能娶一个已婚的女子,何况还带着三个孩子。哎,你别说真的是天无绝人之路,村里还真有个老光棍,刚好还是同辈的(农村习俗,不同辈不能结婚),于是很快这媳妇就改嫁了他。
老光棍人不错,就是个子太矮,所以四十多了还没娶上媳妇。他对这新媳妇和孩子也不错。有时见到他挑着担子领着孩子,媳妇跟在后面,村里的老少爷们就开他玩笑:“结婚晚就是省事啊,连孩子人家都替你生出来了。”另一个就说“连罚款都替你交了。”
老光棍也不介意,嗤牙笑笑,他媳妇就在地上捡起石块打那些贫嘴的小子。
写到这儿不由得感慨:怎么过都是人生。
2006,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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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棵树
我家门前有两棵树,一棵是桑树,另一棵是榆树。
榆树的叶子和树根的皮嚼起来有些粘性,在那食品贫乏的年代里,就成了我们这些孩子们心中第二的美味,第一名当然是那个桑树。桑树不是我家的,长在围墙后面六奶奶的园子里,然后有些枝桠伸出院墙。每当桑葚还青的时候,我们几个调皮蛋就踩着人梯登上墙去摘,所以在我的记忆中,红的桑葚只长在高高的够不到的树梢上,矮处的都还在青青的时候就被我们吃掉了。
骑在墙上偷摘桑葚,偶尔听到园子里的脚步声还会不小心从墙上掉下来。掉下来的人中,一个叫看弟,一个叫金国,一个叫小建。看弟是个女孩,有个哥和姐,她爸三代单传,希望再有个儿子,就给她起了个看弟的名字,结果后来生下来还是个妹,从此绝望。
我们都是一个胡同里的孩子,同岁,上学也是同班。看弟也一直是个假小子脾气,所以一块玩也是我们,一块打架也是我们。
多少年后,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暑假回家,听说看弟跟着村子南边驻军那儿一个当兵的好上了,而那个士兵老家在贫穷的遥远的沂蒙山区,她父母就不同意,看弟坚决斗争。当时正赶上我们村另一个姑娘失踪了,害的那家人满山遍野寻找,几个月后,那姑娘从远方寄来一封信,原来也是跟驻军的一个转业战士跑了。这事在传统的农村里是相当丢人的事情,看弟的父母估计也担心出事,所以最后勉强同意了。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刚好赶上看弟带着双胞胎回家探望父母,脸上写满了幸福。
后来我就出国了,多年后,我回老家,家里告诉我村里好几个患癌症的,胡同口那家的22岁的姑娘患骨癌死掉了,金国也患了癌症去世了,大家都说是河水污染的,因为我们村的自来水都是从河边抽上来的,那条河在我们村南流入大海,我小时候经常在河里捞蚬子。
“现在别说蚬子没有了,上游造纸厂的废水,红红的,粘到身上都发痒。”父亲说。
金国的媳妇后来改嫁到河对面的村子去了。
在胡同里碰到小建,小建骑着一辆摩托,我们聊了一会,如今老家那儿种水果,冬天就用塑料棚子种蔬菜,大家再也不像以前那么穷了。每家几乎都买了拖拉机种地,年轻人更是买辆摩托骑着潇洒。小建已经结婚生子,他的母亲在门口抱着他的儿子坐在石凳上乘凉。
又过了几年,村南修了条高速公路,有次在电话里妹妹告诉我,高速公路不是全封闭,沿途很多村子都出了事。小建骑摩托横穿公路时被车撞死。我很是惋惜。
“你还记得金国吗?得了癌症死的。”
我说记得。
“他死后,他媳妇改嫁到河对面,这第二个丈夫也被车撞死了。很多老人都说她克夫。”
真是个苦命的人,我说。
当然并不是她克夫,我不知道该不该谴责这社会的发展。如果不是经济的发展,也就不会有河流的污染,或许就没有那么多癌症的发生;如果没有摩托,没有这高速公路,小建也不会发生意外。可是,历史从来都是一直往前的,没有回流,也没有假设。
小建的媳妇没有改嫁,按照农村的习俗,改嫁必须把儿子留下,因为儿子是男方家的后代,是不是这个原因我不知道,反正小建的媳妇没有改嫁,后来她招了个倒插门的女婿,这招来的女婿对小建的父母和儿子都很好,一时传为佳话。当然,大家夸的时候,都夸小建的媳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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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槐树
老家村里有棵五百多年的老槐树,据老人说是村子刚建的时候老祖宗栽的。树身上有许多大洞,但顽强地在扭扭曲曲的枝头上还伸出一些绿叶来。树底下住着一家远房叔叔,叫兆信
我们村子一千多户都有一个共同的老祖宗爷爷和老祖宗奶奶,根据血缘的远近后来发展成四大支。每到大年初三早晨送年的时候,合族的人都聚集到老槐树下,为回家过完年的老祖宗的灵魂送行,烧纸送钱,放鞭炮饯行。这时各支的男女老少都聚集在大街上,比赛哪支人丁多鞭炮多。我们这支就聚在老槐树底下。有一年我们支各家的鞭炮都噼里啪啦地放完了,旁边那支耍了个心眼,他们不是一齐放,而是一挂接着一挂地串着放,结果我们弹尽粮绝的时候人家还在趾高气扬地响个不听。这时兆信叔叔气不过,回家搬来几包炸药,轰、轰地几声把所有人都镇住了,一时成为全村的笑谈。
兆信叔叔有三个孩子,第二第三个孩子属于超生的。那时计划生育抓的很紧,每个村里有妇女主任,只要听说谁家的媳妇怀孕了,马上就去劝,有的怀孕的媳妇就躲,一旦被找到就强行拉上车去县里打胎。我们村这妇女主人头脑一条筋,有次把一个怀孕5个月的媳妇拉去打胎,结果被那媳妇家人追着打,打的这妇女主任像怀孕的媳妇一样到处躲了。
再后来计划生育的行为就变质了,计划生育政策就变成了罚款一条政策。生一个孩子罚款四千,但那时四千相当于两三年的收入,农民当然交不起了,于是镇里就成立了抄家小分队。镇里的每个村都设有高音喇叭,每天一大早就听镇里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通过高音喇叭喊:“某村某某,限你在中午12点前将罚款交到镇里计划生育办公室,否则后果自负。”
过了12点如果钱没送到,抄家小分队就坐着拖拉机从镇里来到村里,每人手上持大棒子一条,来到某某家,见牛就拉走,见车就推走,粮食就装袋子运走,剩下的锅碗瓢盆粮缸水缸什么的,一顿棒子打的粉碎。我一个小学男同学,老婆超生了一个躲了,抄家那天他被小分队抓到了,一顿棒子把腿打折了,后来告到县法院,也是不了了之。
兆信叔叔超生的这两个孩子,也可以称得上倾家荡产呕心沥血的果实了,让村里其他人羡慕的了不的。可惜那年他就患了癌症,撒手人间。村里老人都说是他送年的时候放炸药,把老祖宗和老槐树惊坏了,所以才有这个变故。他媳妇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如同塌天了一般。在农村里再嫁的合适人选很少,因为没结婚的小伙不可能娶一个已婚的女子,何况还带着三个孩子。哎,你别说真的是天无绝人之路,村里还真有个老光棍,刚好还是同辈的(农村习俗,不同辈不能结婚),于是很快这媳妇就改嫁了他。
老光棍人不错,就是个子太矮,所以四十多了还没娶上媳妇。他对这新媳妇和孩子也不错。有时见到他挑着担子领着孩子,媳妇跟在后面,村里的老少爷们就开他玩笑:“结婚晚就是省事啊,连孩子人家都替你生出来了。”另一个就说“连罚款都替你交了。”
老光棍也不介意,嗤牙笑笑,他媳妇就在地上捡起石块打那些贫嘴的小子。
写到这儿不由得感慨:怎么过都是人生。
2006,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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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棵树
我家门前有两棵树,一棵是桑树,另一棵是榆树。
榆树的叶子和树根的皮嚼起来有些粘性,在那食品贫乏的年代里,就成了我们这些孩子们心中第二的美味,第一名当然是那个桑树。桑树不是我家的,长在围墙后面六奶奶的园子里,然后有些枝桠伸出院墙。每当桑葚还青的时候,我们几个调皮蛋就踩着人梯登上墙去摘,所以在我的记忆中,红的桑葚只长在高高的够不到的树梢上,矮处的都还在青青的时候就被我们吃掉了。
骑在墙上偷摘桑葚,偶尔听到园子里的脚步声还会不小心从墙上掉下来。掉下来的人中,一个叫看弟,一个叫金国,一个叫小建。看弟是个女孩,有个哥和姐,她爸三代单传,希望再有个儿子,就给她起了个看弟的名字,结果后来生下来还是个妹,从此绝望。
我们都是一个胡同里的孩子,同岁,上学也是同班。看弟也一直是个假小子脾气,所以一块玩也是我们,一块打架也是我们。
多少年后,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暑假回家,听说看弟跟着村子南边驻军那儿一个当兵的好上了,而那个士兵老家在贫穷的遥远的沂蒙山区,她父母就不同意,看弟坚决斗争。当时正赶上我们村另一个姑娘失踪了,害的那家人满山遍野寻找,几个月后,那姑娘从远方寄来一封信,原来也是跟驻军的一个转业战士跑了。这事在传统的农村里是相当丢人的事情,看弟的父母估计也担心出事,所以最后勉强同意了。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刚好赶上看弟带着双胞胎回家探望父母,脸上写满了幸福。
后来我就出国了,多年后,我回老家,家里告诉我村里好几个患癌症的,胡同口那家的22岁的姑娘患骨癌死掉了,金国也患了癌症去世了,大家都说是河水污染的,因为我们村的自来水都是从河边抽上来的,那条河在我们村南流入大海,我小时候经常在河里捞蚬子。
“现在别说蚬子没有了,上游造纸厂的废水,红红的,粘到身上都发痒。”父亲说。
金国的媳妇后来改嫁到河对面的村子去了。
在胡同里碰到小建,小建骑着一辆摩托,我们聊了一会,如今老家那儿种水果,冬天就用塑料棚子种蔬菜,大家再也不像以前那么穷了。每家几乎都买了拖拉机种地,年轻人更是买辆摩托骑着潇洒。小建已经结婚生子,他的母亲在门口抱着他的儿子坐在石凳上乘凉。
又过了几年,村南修了条高速公路,有次在电话里妹妹告诉我,高速公路不是全封闭,沿途很多村子都出了事。小建骑摩托横穿公路时被车撞死。我很是惋惜。
“你还记得金国吗?得了癌症死的。”
我说记得。
“他死后,他媳妇改嫁到河对面,这第二个丈夫也被车撞死了。很多老人都说她克夫。”
真是个苦命的人,我说。
当然并不是她克夫,我不知道该不该谴责这社会的发展。如果不是经济的发展,也就不会有河流的污染,或许就没有那么多癌症的发生;如果没有摩托,没有这高速公路,小建也不会发生意外。可是,历史从来都是一直往前的,没有回流,也没有假设。
小建的媳妇没有改嫁,按照农村的习俗,改嫁必须把儿子留下,因为儿子是男方家的后代,是不是这个原因我不知道,反正小建的媳妇没有改嫁,后来她招了个倒插门的女婿,这招来的女婿对小建的父母和儿子都很好,一时传为佳话。当然,大家夸的时候,都夸小建的媳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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